文 / 吳桂芳
近期在立法院外進行的青鳥行動引發熱議，關注國會擴權與程序正義，但同時一群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組成了調查小組，前往青鳥行動的活動現場，探究青鳥行動的參與者背景、訴求及其對民主政治的看法，試圖勾勒出行動參與者的樣貌。
調查小組成員之一的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的博士生張仁瑋在接受燦爛時光會客室訪問時表示，他們在5月21日、5月24日和5月28日共蒐集到302筆資料。調查結果顯示，青鳥行動的參與者年齡層更為多元化，訴求除了反對國會擴權外，也表達了對特定政治人物的不滿。這場行動不僅展現與過去不同的社會運動特質，也呈現出社會運動新的參與方式和互動模式。
青鳥行動街頭調查 採紙本問卷、系統性抽樣
張仁瑋表示，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的陳婉琪老師與系所同學曾進行社會運動街頭調查，在近年的香港遊行集會亦常見到類似的研究。因此張仁瑋在5月18日迅速集結其他成員共同討論執行方式，最終在5月21日、5月24日和5月28日共蒐集到302筆資料。
本次調查採用紙本問卷，除了能夠減少參與者擔心手機資料外洩的疑慮，也能避免網路訊號不穩的情況。其次，為提升調查的可信度，此次調查採用系統性抽樣，像是在青島東路、濟南路等有擺設座椅的區域，每間隔一定數量的座椅進行等距抽樣；在人來人往、無固定座位區域的中山南路，調查小組則利用椰子樹作為固定參考物進行抽樣。另外，考量到參與者待的集會區域可能與政治忠誠度、政治訴求相關，調查也以地理區域、馬路劃分，張仁瑋提到，未來小組也會對照青島東路、濟南路和中山南路的參與者，比較不同的參與面貌。
青鳥行動不再以學生為主 參與者年齡層更多元
張仁瑋發現，相比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青鳥行動的學生參與者比例大幅減少。根據統計，青鳥行動的學生參與者比例占總數21%，太陽花運動則為51%，其中20到29歲的參與者比例從66%下降到30%。青鳥行動年齡層平均為36.6歲、中位數是33歲，而太陽花運動的年齡層平均是27.9歲、中位數24歲，兩者參與者的年齡差距將近9歲。
青鳥行動參與者的年齡較長，人口屬性也更加多元，除了20到29歲的參與者比例下降外，其他年齡層的參與者皆明顯高於過往太陽花的比例。不過張仁瑋強調，這不代表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在十年後又參與青鳥行動，因為過去40到49歲、50到59歲、60到69歲的比例都不超過5%，此次皆高於5%。當中值得關注的是，40到49歲的參與的比例更是從3%增加到19%，過去低於1%的70到79歲的參與者也提升到3%左右。
太陽花參與者佔一半 各年齡層參加活動類型不同
除了年齡層變化，調查還顯示出參與者的經歷活動具有多樣性，調查問卷共列出近十年較大型的13項街頭運動，包含2014年的反黑箱服貿（太陽花運動）、2015年的反黑箱課綱及每年陸續舉辦的婚姻平權、反核運動…等。
調查顯示，35到44歲參與者有69.8%曾參加過反服貿運動，而15到24歲的參與者只有15%有過相同經歷。此外，較年輕的參與者更傾向於參加婚姻平權運動，15到24歲的參與者有30%參與過此類運動，25到34歲的參與者比例則為44%。另一方面，曾參加反核運動、反黑箱課綱的參與者則是年齡越長，參與的比例越高。
青鳥行動的參與者並非單一群體，而是來自不同年齡層、擁有不同運動經歷的多元群體。這也顯示出台灣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對於社會議題有不同的關注點和訴求。
青鳥行動訴求：反黑箱、對特定政治人物的反感
社會運動通常有明確的核心目標，但現場的實際訴求卻相當多元。張仁瑋指出，實際在青鳥行動的參與者主要分為兩種訴求，第一種是反對黑箱，強調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和合理程序，參與者通常以口號、標語，像是「沒有討論，不是民主」；第二種則針對個別政治人物，表達明確的不滿和批評，如黃國昌、傅崑萁和韓國瑜等人。
張仁瑋還發現，參與者批評個別政治人物時，會採用不同的面向和立場。像是提到黃國昌時，都是質疑程序不正義、跟國民黨合作等；講述傅崑萁則是以他作為花蓮王、親中等立場，來批評花東地區環境開發的爭議。張仁瑋表示，青鳥行動雖然不是政黨的造勢現場，但總體氛圍更像是在批評國民黨和民眾黨，像是參與者大多會舉標語罵黃國昌、傅崑萁、韓國瑜等政治人物。
即使上述的訴求與青鳥行動中原先的「反國會擴權」訴求不同，但實際上群眾參與社會運動都是考量到綜合因素。若一場活動單純以「法制」、「理念」進行動員是相對困難，更簡單的方式是找到一個「討厭的人」、「邪惡的樣貌」而引發群眾上街的強烈動機。雖然每個人的參與動機和關注焦點有所不同，他們卻因為共同的訴求點聚集在一起，以行動來表達對政府決策的看法和對社會變革的期望。
非支持民進黨 而是討厭國民黨、民眾黨
許多人質疑青鳥行動是民進黨動員其政黨的支持者，而支持者是因為支持民進黨才參與活動，對此調查小組給出了不同的結果。張仁瑋認為，參與者面對不同的政黨態度相當寬鬆，參與者對於民進黨的評分是最低3分、最高10分、平均7分，對於時代力量則是最低0分、最高10分，張仁瑋表示，因此無法看出參與者的政治偏好。不過，參與者很明顯的厭惡國民黨、民眾黨，參與者在評比這兩個政黨時，大多給予0到1分的成績，國民黨平均為0.3分、民眾黨則為0.5分。
張仁瑋指出，儘管青鳥行動的參與者與民進黨支持者高度重疊，但參與動力完全不同。一部分的參與者更像是因為討厭國民黨、民眾黨，再加上上文提到的綜合性因素，更像是被國民黨、民眾黨「動員」上街，而不是因為支持民進黨才參與活動。
有別過去社會運動 注重性別平等、避免消費香港
此次青鳥行動中，台大學生聯合組織共同發出的「學生之聲發言守則」同樣受到關注，發言守則的內容提及「反對以性別、族群或身心條件的差異表達憤怒或辱罵」、「不要以死咒罵他人」、「反對過度同質化特定人群並羞辱、譴責」、「不要再消費香港」…等。另外，調查小組也有製作「反騷擾小卡」，希望建立更加性別友善的社運環境。
這在以往的社會運動中較少見到，張仁瑋認為，可能與近年的社會趨勢有關，像是MeToo事件過後，更多人關注性騷擾相關議題。因此在青鳥行動中，開始有人會互相提醒年輕女生結伴同行、注意陌生男性，也會避免講述性別羞辱的話語等。
不過張仁瑋指出，目前活動在「消費香港」尚未有共識。此類標語反映出部分人開始反思過度消費香港，香港議題與台灣政治動員結合的行為是否得當。此標語包含了兩個面向，包括對中國的恐懼、過去將香港議題簡化為選票工具的做法。即便如此，仍有部分香港人、香港相關的倡議組織「自我消費」，像是在現場舉牌表明，希望台灣不要變成香港，也期望更多人持續關注香港議題。因此，張仁瑋認為，此議題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來判斷此標語的的具體趨勢和影響。
更自發的參與和互動形式 重視參與者的情緒
張仁瑋從個人經驗出發，對比十年前後的太陽花運動和青鳥行動。他認為青鳥行動的參與方式和互動模式發生變化，參與者更傾向於在現場互相討論，而不僅僅是被動地等待指示或使用社交媒體來交流，互動的次數也更加頻繁。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參與者在社群平台上相互揪團，比過去更迅速的動員人群、集會。青鳥行動的參與者也更加重視情緒和社會關係，像是張仁瑋遇到一群人在活動現場織布，希望透過織布來加強社群感和緩解參與者的焦慮。
研究也發現，參與者在面對不同意見時存在著矛盾。他們可能會拒絕與持不同意見的人溝通，但同時又希望能找到共識。這反映了現場參與者在保護自己和打破同溫層之間的進行拉扯。
先是參與者才是研究者
任何來到活動現場的人都屬於活動的參與者，無論是來鬧場、批評或是媒體記者都共同組成了活動的多元樣貌。調查小組身為研究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角色，在調查過程中，往往面臨著現場參與者對研究內容的質疑。為了保持研究透明和倫理，張仁瑋強調，他們盡量完整記錄並公開自己的參與和調查過程，並告知受訪者的資料用途，以避免在學術倫理上對受訪者的剝削。
作為參與者的一部分，調查小組也很積極與其他參與者互動。除了進行調查之外，調查小組還會向參與者發放卡片，提供如何讓運動環境更友善的建議。最後，調查小組希望快速公開調查成果，幫助參與者更好地檢討和改進運動的組織和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