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桂芳
接續上星期邀請《合作社不是福利社》的作者陳怡樺跟陳郁玲，分享她們走訪國內18家不同性質的合作社的經歷。本集續談《合作社不是福利社》中香港和中國廣州的案例，以及陳怡樺所著的《哇！原來這也是合作社：大不列顛COOP踏查報告》來了解合作運動起源地的英國在當地29間合作社及機構的故事，還有尚未在書中公開的德國合作社的起源和發展。
合作社的成立背景相當多元，運作方式也截然不同，像書中介紹到國外的酒吧、綠能合作社，其成立原因跟歷史背景環環相扣。究竟不同國家的合作社是如何成立？以何種方式營運？台灣合作社又能夠借鏡國外哪些經驗呢？帶你一同來了解！
社工、教授看見社會議題 成為中、港合作社的主要推手
上週提到國內的合作社起源分為兩種，其一是國民黨於南京政府時期立下《合作社法》，當時目的為扶貧救濟，後來成為共產黨階級鬥爭的工具；另一種則是日本政府作為殖民政權，用於徵集民間資源、分配物資的方式之一。
相較於台灣合作社多由政府單位協助成立，香港、廣州的合作社則是社工、大學教授創辦。與國內社工主要專注醫療和照護工作不同，香港的社工在社會改革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香港的社會運動中也常常看到社工的身影。
陳怡樺舉例，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簡稱女工協會）的創辦成員多為具有社工背景、在社福機構工作。女工協會創建時，香港處於經濟轉型階段，不少工廠因此關閉、遷廠，導致原先在工廠工作的女工在中年失業。
這些被稱為「下崗」女工的女性需要照顧家中老小，因此無法跟著工廠遷移，只能在垃圾房、洗衣房或餐廳打零工維持生計。為幫助這些女工重新就業，女工協會透過合作經濟的方式協助女工們就業。
此外，陳怡樺還提到另外兩個合作社的創立背景與城鄉差距有關。香港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的教授走進中國農村，發現當地有許多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為了改善這些孩子們的處境，同時激勵年輕人返鄉，教授們開始著手成立合作社，促進社會變革與社區發展。
女工協會、師生、女工攜手創立合作社 「特更」延續社內互助精神
以香港中文大學的合作社為例，由女工協會、學校師生於2001年聯手成立，旨在協助失業婦女重新就業。當時女工協會、老師、學生各司其職，分別負責找資源、提論述，向其他師生和校方遊說，並介紹另類經濟、合作經濟，最後才促成女工合作小賣店。
除了幫助師生理解合作社運作，女工協會也希望透過課程，讓參與的女工們更加了解合作社的理念。然而，這些課程起初卻引發了一些插曲。陳怡樺笑說，女工協會總幹事胡美蓮在訪問時分享，因為女工們向家人們表示，只要她每天去上課、以後還會有工作，嚇得家人們都懷疑是詐騙，擔心會被騙走，最後發現合作社是正派經營，才放心讓阿姨們繼續上課，後來阿姨們也成為小賣部的中流砥柱。
在女工協會、學校師生和女工阿姨們的努力下，校方同意成立女工合作小賣店，卻面臨到另一個危機。校方在2013年要求合作社的休息時間從晚上11點半延後到凌晨1點半，然而學校位於半山腰、交通相當不便，若營業時間延至凌晨，阿姨們將會錯過回家的末班車。對此，不少學生提出擔任「特更」，也就是在每天晚上10點半到凌晨1點半的特殊輪班時段執勤。雖然阿姨們堅持支付這段時間的薪資，但學生們則以「希望阿姨做東西給我們吃」來婉拒，最後還是給予一些津貼給執勤學生作為感謝。
由學生擔當特更的合作方式至今已超過10年，展現了合作社中深厚的互助精神。主持人管中祥指出，香港中文大學自成立背景就有著強烈的本土左派特質。合作社內張貼著「勞動者的自主參與，經濟民主齊實踐」的標語，強調合作社的本質是挑戰資本家剝奪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模式，這也正是全世界合作社最初的核心精神。
合作社最初的起源與發展 反抗資本主義和黑心商家
陳郁玲表示，合作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時期。當時，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利潤，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工人的生活條件惡化。另一方面，商店惡意在商品中摻假，像是在麵粉中混入石灰，或在茶葉中加入樹脂等。
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工人們開始思考如何改善自己的情況。起初他們曾想摧毀廠內的機器，也曾考慮集會結社或成立公會，以捍衛自己的工作權和薪資待遇，不過這些行動很快就被壓制。
因此英國羅斯戴爾公平先驅社在1844年成立，當時工人們認為，如果不能通過搗毀機器來開源，那就應該通過節流來解決問題。最終他們決定自己開設商店，不再購買那些不誠實商店的商品，從而開始了合作社的實驗。合作社由工人組成，他們共同出資進貨、販售所需的商品，以另類經濟的形態反抗黑心商人和勞動剝削的情況。
各國合作社的發展起源 英國、德國對抗工業革命方式大不同
陳怡樺和陳郁玲訪問過英國、德國、西班牙、葡萄牙、中國和新加坡等多國的合作社，觀察到中國的合作社透過社區支持農業，也發現城鄉之間的合作社互助。她們也看到新加坡最大的連鎖超市，由職總平價合作社「NTUC FairPrice」成立，以推動合作社為宗旨。另外也採訪德國從聯邦層級到個別單位的合作社，了解德國的組織資助情況。
陳怡樺指出，不同國家的合作社發展受到法律、政治背景的影響，像是英國和德國的合作社發展路徑截然不同。雖然英國是合作社的起源，但世界上的第一部《合作社法》是由德國普魯士王國於1889年頒布。這部法律與現在台灣的《合作社法》並無太大差異，多數國家的合作社法都以此為法律根本。
當時英國和德國同樣是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卻發展出不一樣的合作社類型。英國工人為了對對抗資本主義，透過共同出資進貨，創立了消費合作社的原型；德國的農村地區則因為旱災、農民沒有收入來源，只能借高利貸過日子，一位精神領袖通過救濟和儲蓄，最終促成了早期的金融類型的合作社。
陳怡樺補充，台灣和德國的情況更為相似，以信用合作社為主，無論是農村常見的儲蓄互助社，還是城市曾盛極一時的信用合作社，都屬於金融類型的合作社。
德國的信用合作社曾經相當輝煌，但在納粹時期，政府不允許存有私人財產，許多合作社的資產遭到剝奪，導致消費合作社大幅衰落，這段歷史成為德國消費合作社最慘淡的一頁。而英國沒有經歷納粹時期，合作社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仍蓬勃發展。反觀德國民眾對消費合作社則抱有負面的刻板印象。
酒吧、郵局、幼稚園也是合作社！ 社區居民的自救與合作社模式的興起
陳郁玲表示，書名《哇！原來這也是合作社》正好反映出她們當時聽到這些合作社故事時的驚訝與好奇。舉例來說，她們在尋找合作社故事的過程中，發現有一家酒吧竟然是以合作社形式運營的，這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於是她們決定一探究竟。
酒吧位於英國一個偏遠的小村莊，她們從都市出發，搭乘了三種不同的交通工具，才終於抵達。從村莊望去是綿延的牧場和田原，到達村莊後，只見兩排典型的英國式房屋沿著主要街道排列，村內僅有一、兩百位高齡的長者居住。
這家酒吧是社區的客廳，為居民提供當地釀造的啤酒，還設有原先沒有的圖書櫃，由酒吧老闆定期從城市的圖書館借書，供社區居民閱讀。此外，酒吧的牆上貼滿了各種倡議和聯署的通知，像是反對從澳洲進口活體小羔羊的倡議，充分展示了居民的參與感與社區關懷。
再次探訪英國的多家特別的合作社，如郵局、幼稚園、咖啡店和麵包店，陳怡樺和陳郁玲發現合作社遍地開花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令人感傷的原因。
2016年因為金融海嘯、脫歐等因素，使得大資本撤離，迫使社區尋找自我救助的辦法。
像是剛剛提到的酒吧原先是私人經營的，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營者因資金周轉不靈，計劃關閉酒吧。然而，酒吧是當地居民的重要聚集地，失去它意味著社區失去了唯一的公共領域。為了保留這個寶貴的場所，社區居民為此展開討論，尋求保留酒吧的辦法。當時，英國有一項合作計劃，協助地方社區成立合作社。藉助這個計劃，居民們學習如何將酒吧轉型為合作社，最終成功讓酒吧重新運營。
借鑑英、德的經驗：合作社協會的協助模式
合作社彼此間互助，合作社協會助力創建門檻高的綠能合作社成立。陳怡樺表示，綠能合作社的的運作模式與一般合作社有所不同，多數成員都住在當地或鄰近區域。再加上綠能多仰賴水力發電或太陽能發電，意味著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因而向社會大眾募資。陳怡樺指出，參與綠能合作社的募資可以共同決策合作社走向。合作社調漲電費時，社員還能獲得些許獎勵金。
台灣目前也有數個綠能合作社，創辦目的是希望藉由節電和推動能源政策來促進社區發展、凝聚社區力量，而非以盈利為首要目標。
比較特別的是，陳怡樺和陳郁玲訪問到一個專門協助綠能合作社成立的英國二級組織、合作社協會「Energy 4 All」，提供從場地選擇、能源種類到基礎設施費用等全方位服務，並指導如何確定社員人數、募集資金、召開大會與管理財報等操作流程。
陳郁玲稱，台灣的綠能合作社多數以個別成立為主，雖然彼此之間互相支持，但缺乏像英國、德國那樣的網絡式協助模式。
她們探訪德國時，見識到合作社之間的團結和合作。由於德國的合作社法要求每個合作社必須有審計單位，這通常由合作社協會進行第三方的審計。除了負責審計工作外，還照顧每一個社員，監控財務狀況，並提供教育，包括對核心成員的運營教育和對一般社員的合作社知識教育。在台灣，這種全面的支持和教育體系較為少見。
台灣在發展合作社時，可以借鑒英國和德國的經驗，建立更為完善的二級組織支援系統，不僅加強合作社之間的協作，也能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教育，促進合作社的健康發展。
台灣合作社的未來：如何借鑒國際成功經驗
多國合作社的歷史與發展為台灣合作社提供許多寶貴的啟示。陳怡樺和陳郁玲實際走訪國際多所合作社，了解到合作社不僅能提供經濟利益，還能促進社區凝聚力和社會責任。
從英國的羅斯戴爾公平先驅社、德國的金融類型合作社到香港中文大學的女工小賣部，兩位作者觀察到不同背景下的合作社經驗和挑戰。
未來台灣能夠從這些成功經驗中汲取智慧，尤其是英國和德國的合作社協會的協助系統。陳郁玲建議，台灣應加強合作社之間的合作，建立更為完善的支持體系，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為社會帶來更多福祉和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