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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希維亞（大學生）
近期，隨著跨性別「免術換證」議題的延燒，社群媒體出現了對於「分娩人」一詞的爭議，反方將其指為對順性別女性的貶抑詞，是將順性別女性視為「孵蛋器」等生育工具。正方則指稱，傳統上只用「孕婦」或「產婦」等詞彙來進行的討論，已經無法完全反映當代生育經驗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值得注意的是，「分娩人」和與其類似的「行經者」、「懷孕者」或「生育者」等用法，通常與跨性別女性議題比較無關，反而是與跨性別男性、（出生指定性別為女性的）非二元性別者和雙性人有關的「性別中立語言」（gender-neutral language），希冀不要只能使用「孕婦」等「女性中心語言」（woman-centred language）。此外，這些也不是平常沒事用來稱呼順性別女性的用詞，而是在特定場合跟情境（如法條、政令宣導、醫療場域）使用。
本文將深入探討「性別中立語言」和「女性中心語言」在女性主義生育政治中的應用，並揭示其如何應對多樣的的生育經驗，進而推動更具多元交織性和社會正義的生育環境。
基進女性主義、生育權與女性中心語言
傳統的「生育權」（reproductive rights）框架，根植於傳統自由主義和自由女性主義的觀點，強調個別女性的身體自主權、自由選擇權和隱私權，主張女性應有選擇懷孕與否及如何進行懷孕或終止懷孕的權利。這樣的觀點與1973年美國 Roe v. Wade 判決緊密相連，確立了女性不受政府過度干涉的隱私權，並保障了她們在懷孕初期墮胎與否的選擇權。
有別於自由女性主義者，基進女性主義者則認為懷孕歧視根植於集體男性對集體女性在公私領域的排斥和壓迫，而不單純只是一種個別女性的自由選擇或是隱私權保障問題。許多女性在職場上受到性別角色的預設，當她們進入婚姻或達到特定年齡時，常因懷孕或被認為會懷孕而遭受歧視。這樣的現象限制了她們的職涯發展，並強化男性對女性的私領域控制與公領域排除。
也因此，許多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一些性別中立語言，如「懷孕者」，可能忽略了懷孕歧視的父權根源，尤其是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和壓迫。她們更擔心，將懷孕及分娩等與女性身體密切相關的過程去性別化，可能削弱女性在生育權議題中的核心地位。為此，她們主張使用「孕婦」等女性中心語言，有助於揭示女性在生育過程中所面臨的父權壓迫，並傳達出對女性受壓迫經歷的積極肯認。
然而，即使我們接受基進女性主義者的批判觀點，並不代表我們就得完全排斥性別中立語言的使用。在特定語境下，性別中立語言有其促進多元性別平權的功能，尤其是在針對跨性別男性、非二元性別者或雙性人等群體的關注上。對於這些邊緣群體來說，女性中心語言無法涵蓋他們的經歷，而性別中立語言更能夠反映他們在生育過程中的實際處境。
生育正義：多元交織性與社會結構的挑戰
1994年，黑人女性主義者提出的「生育正義」（reproductive justice）概念，將女性主義生育政治拓展至更廣泛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並特別關注邊緣群體所面臨的交織壓迫。與傳統的生育權框架不同，生育正義不僅聚焦於保障個體的生育選擇權，還強調社會結構如何對不同群體的生育決策產生影響，特別是那些面臨多重壓迫的群體。同時她也與基進女性主義常以性別壓迫為核心的單軸線（single-axis）批判不同，生育正義更考量到種族、階級、障礙、性別和性傾向等交織的壓迫經驗。
由於貧困女性、移民女性、障礙女性以及有色人種女性常常面臨與中產階級白人女性截然不同的壓迫，許多人經常無法獲得足夠的醫療資源，或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這使得她們在懷孕與否、如何進行懷孕的決策上，面臨更多困難。這些群體的生育選擇不僅受限於法律和政策，還與她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狀況及文化背景等物質現實息息相關。因此，生育正義批判的並不是單軸線的性別壓迫，而是對整體社會不正義進行批判。
此外，跨性別男性、非二元性別者和雙性人等邊緣化群體，也面臨與順性別女性不同的生育壓迫，該現象在生育正義的框架中得到了特別關注。這些群體在尋求醫療協助、社會支持及法律保障時，往往面臨來自傳統性別二元觀念的偏見和歧視。醫療系統、公共政策及法律保障常常預設生育是女性的專屬經驗，這導致跨性別男性、非二元性別者和雙性人在進行生育相關決策時，往往無法獲得適切的支持系統。這不僅加深了這些群體的邊緣化，還使他們在生育過程中承受額外的心理壓力和身體風險。
交替的語言策略：女性受壓迫歷史及多元性別處境
雖然女性中心語言和性別中立語言在表達上有所不同，但從生育正義的角度來看，這兩種語言選擇應根據具體情境靈活交替使用。這樣的語言策略不僅能拓展對各種邊緣化群體生育經驗的關注，還能避免忽視或抹消女性身體所遭受壓迫的歷史與物質現實。從生育正義框架出發，語言的選擇應既保留女性所面臨的特殊壓迫經歷，也能含納其他性別身份者的需求，從而促進更全面的理解與支持。
例如，在大眾運輸工具的優先席（舊稱：博愛座）上，若政令宣導標語使用「懷孕者優先」而非「孕婦優先」，有助於提升國家和一般民眾對於跨性別或雙性人等非傳統懷孕者需求的肯認。而在醫療場域中，盡可能使用「行經者」、「懷孕者」或「生育者」，也可以減少跨性別男性、非二元性別者和雙性人遭遇的尷尬與壓力，以促進他們對醫療服務的信任及安全感，是一種拯救生命的行動（life-saving activism）。
然而，在某些情境下，女性中心語言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當我們討論父權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歷史性壓迫時，使用「孕婦」能有效表達生育壓迫的性別化特徵。在指出順性別女性的特殊困境時，如順性別女性通常比跨性別男性和非二元性別者更容易被預設為懷孕對象，進而遭受特定形式的懷孕歧視，這時女性中心語言也能更清楚揭示出這種壓迫的女性化。
語言的力量與女性主義生育政治的未來
在當前的女性主義生育政治討論中，一個關鍵的議題是如何平衡揭示出傳統女性受壓迫經驗與尊重多元性別經驗之間的張力。女性中心語言和性別中立語言之間的選擇，無論是「孕婦」還是「懷孕者」，在不同的語境中都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這不僅僅是語言層面的調整，也不單純只是對「政治正確」的追求，更是對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和性別規範的挑戰。
結合基進女性主義、多元交織性和生育正義的觀點，女性主義生育政治的未來應是更加交織和根本的。她不僅要挑戰父權結構對女性的壓迫歷史，還要肯認和關注其他性別身份者的生育經歷。交替的語言策略不僅有助於促進性別平等，還能進一步擴大生育正義的概念，使之更具包容性與多元交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