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霈榆
導演廖克發推出長達五小時的紀錄片新作《由島至島》，片中透過導演兒子對台籍日本兵在東南亞所作所為的疑問開場，深入挖掘台灣人在二戰時期被隱藏的歷史記憶。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導演廖克發一同分享拍攝《由島至島》的心路歷程，他如何看待這段二戰歷史？如何評價二戰當事者的態度？透過作品傳達什麼樣的想法？
片長達五小時 紀錄片談二戰海外台人
延續前作《野番茄》台籍日本兵的題材，《由島至島》這部片聚焦於二戰時期的海外台灣人。馬來西亞出生的廖克發表示，家中長輩一直告訴他日本侵略星馬時，行為十分殘暴，讓他產生好奇，因而著手研究台籍日本兵在戰爭中的角色，作為日本「南進基地」的台灣扮演著什麼角色？
原先片長僅預估兩個半小時，但當廖克發將階段性成品拿給身邊的台灣年輕人看後，卻發現他們對片中歷史十分抗拒與疑惑，這讓他開始思考片子內容延伸的可能性。「我覺得這是相當人性、很正常的反應。」廖克發說，他理解沒有人希望自己的祖父輩是加害者的一方，作為「人」很自然會抗拒這件事情。最後，紀錄片的前兩個半小時著重於介紹台灣及台灣人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後兩個半小時則開始思辨這段二戰歷史。
廖克發表示，由於片長長達五個多小時，在片子製作時，為了維持觀眾的注意力，使用了許多老歌及聲光效果。他補充，儘管片中人物許多時刻是心痛的，但這些人在歷經二戰之前，其實也曾快樂過，例如片中Simon的祖父曾是樂手，自台灣移民至馬來西亞後，與當地女孩結婚，Simon稱他的祖父為「音樂天才」，留下許多黑膠唱片，不料二戰來臨後，因為會講日語及當地福建話，被日軍徵用成為通譯，捲入這場戰爭中。
主持人管中祥表示，他看完這部片子後整理出四個關鍵字，分別是「選擇」、「對話」、「沉默」以及「共犯」，戰爭表面上是國家間的衝突，但「人」往往無法倖免地主動或被動參與。
如何評價善惡？ 回顧日軍佔領星馬歷史
為了了解二戰時期的歷史，廖克發至新加坡檔案館查找日軍侵略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資料，發現當年日本兵在面臨軍火短缺的危機下，意外迅速擊敗英軍，佔領星馬，而後因當地華人十分支持中國，甚至捐款支援中日戰爭，讓日軍開始進行肅清，屠殺許多當地華人，造成重大傷亡。
廖克發表示，據台灣歷史學者的論述，當初被派去東南亞的台籍日本兵，並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沒有受過正式訓練、沒有持槍的軍伕。但若是以當時參與新加坡侵略的軍伕所述，實際上戰場上軍伕一樣拿槍作戰，軍伕及士兵的身分並無太大差別。
「我們要小心在討論惡善論述時，會不會試圖說臺灣人要比其他人善良。」廖克發表示，台灣人沒有比任何一個族群善良或邪惡，任何一個族群面臨戰爭的環境下，皆需要做出選擇，他強調，當談論犯罪時，必須去檢視每個人的脈絡，而不是去想像一個集體的罪。
為何沉默？ 身分認同製造記憶
「當台籍日本兵回來後，沒有衝動想要把真相說出來嗎？什麼東西壓抑他這麼長久？」在《由島至島》中，導演反覆提問，為何台籍日本兵如今卻成了「沉默的空罐頭」。廖克發表示，這是社會環境造成的，台灣在二戰後經歷了二二八事件，以及數十年的白色恐怖，在此高壓狀態下，許多人沒有機會自由發聲。反觀日本，儘管政府在戰後並無直接面對他們在二戰的作為，但在1990年代有許多士兵開始興起撰寫回憶錄，在那一波士兵的反省風潮下，許多二戰事件真相開始浮出檯面，甚至開始省思「為何效忠領袖」、「個人和國家間的關係」，反觀台灣士兵的回憶錄，甚少對反省戰爭有所著墨，他對此感到十分遺憾及憤怒。廖克發補充，陳千武先生所著的《活著回來》是少見有這種思路的書籍，作為被派至南洋的台籍日本兵，他在書中不避諱地透露出當時對東南亞人的偏見，並對過去反省與懺悔。
「我們的身分認同製造了記憶。」廖克發表示，他在拍攝過程中發現，士兵回憶錄的內容會隨時間演進產生變化，早期軍伕及士兵較願意透露他們在南洋參與的犯罪行動，以及對當地人的觀察，但越到後期，內容卻越傾向強調自己「受害者」的身分，批判二戰後國民黨對台籍軍伕的不作為。他認為，當人們因為身分認同的需要，去製造或選擇某些記憶時，阻擾了這些人進行思辨及反省的機會，這樣的狀況不僅發生在二戰記憶，在他過去拍攝許多歷史事件回顧紀錄片時，也有類似的狀況出現。
「記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是比較容易的事。」廖克發認為，戰爭的選擇性記憶是人之常情，不論台灣人或馬來西亞華人都有此狀況發生，這兩種身分不必然只能二選一，在身為受害者的同時，因生存壓力，也有可能投靠加害者。他舉例，馬來西亞華人群體在屠殺中死傷慘重，在紀念二戰時期時會出現「華人都是受害者」的論述，不過事實上當時日本在星馬各地的慰安所是由華人所經營，也會透過他們尋找女孩成為慰安婦。作為日本南進基地的台灣也有類似狀況，台灣人曾作為翻譯，協助日本在華南地區進行殖民統治及掠奪，參與屠殺名單的收集，更協助日軍適應熱帶環境作戰。
打破界線 期望透由對話形塑共同願景
「沈默不好嗎？揭開瘡疤是痛苦，也可能是羞辱，甚至會為當事人惹來更多責難，會不會造成更多的傷害？」
對於主持人的提問，廖克發坦言，這並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不過，他隨即說：「但我們要建構一個健忘症的社會嗎？」廖克發認為，台灣在亞洲擁有足夠自由度及資源去討論轉型正義，但當某一方始終保持沉默時，轉型正義便很難達成，擁有不同歷史記憶的族群能否互相理解、尋找關聯性，形塑共同願景變得格外重要。他以馬來西亞的遭遇為例，拍攝《由島至島》時，馬來西亞的三個種族對二戰的記憶各不相同，直至今日，他們仍選擇站在各自立場，互不對話，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難以形成共同體。
「對我來說，拍紀錄片是一個除魅的過程。」廖克發分享，作為一個台灣人，他思考著自己該擁有什麼二戰記憶，更不希望孩子成長在一個「健忘」的環境，和過去的歷史切割，假裝它不曾發生過。廖克發也希望觀眾能更具同理心思考片中人物處境，當我們回到當下，是否有勇氣及思辨能力做出不同選擇，當未來面對同樣的道德掙扎時，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這部紀錄片除了在台灣巡迴放映外，也計畫至日本、馬來西亞放映。廖克發坦言，《由島至島》的二戰負面陳述在馬來西亞可能面臨挑戰，例如當地人必須將女性交出作為慰安婦、響應日軍的號召加入軍隊以及作為引路人協助日軍等歷史回顧。不過，他仍期待不同社會及族群看到這部片後，會有什麼樣的回應。
廖克發透露，他在片中設計許多加害者與被害者、不同世代以及多方史料間的對話，這樣的對話很有難度。他回憶，自己曾與幾位台籍日本兵進行訪談，當他們得知導演來自馬來西亞後，開始變得不情願受訪，為了解決此難題，他找了一位在台灣念書、對歷史有興趣的日本研究生作為翻譯，由導演列下問題，透由這位日本研究生提問進行訪談，創造類似「祖孫」間的跨世代對話，這與他以馬來西亞「受害方」的身分得到的訪談結果有很大不同。
推廣歷史教育 紀錄片供學校教學
「我們作為新世代的年輕人，有要有能力繼承父輩的記憶，怎麼去思辨彼此記憶的落差。」廖克發表示，歷史教育是他拍攝這部片主要的目標之一，礙於五個小時的片長對國高中生十分吃力，接下來他計畫將紀錄片剪成二十至三十分鐘的數個片段，提供給歷史老師教學，架設網站供老師上傳教案，共享紀錄片及教學資源。《由島至島》不僅著重討論二戰歷史，也能讓老師針對片中移民生活進行討論，期待未來能在日本及馬來西亞推廣，讓下一代了解學歷史不一定要以「國家」為中心，促使不同國籍的孩子透由歷史進行跨國對話。
「我不想拍完這部片後，繼續陷入分化與對立，或者抗拒知道這些事情。」廖克發表示，德國人在進行歷史教育課程時，老師會先要求學生回家了解家族的二戰歷史記憶，包括當時祖父輩扮演的角色、參與哪些事件等，隨後老師會將學生依照不同族群配對，讓猶太家庭及德國家庭的小孩互相對話，進而創造連結，他認為這種歷史教育的成熟度十分可貴，值得台灣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