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罷工、資方求償千萬變合法？空服員工會聲請釋憲

帶領長榮空服員罷工、也是13名被告之一的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常務理事李瀅

文／公庫記者楊鵑如

為改善過勞及長榮公司威權管理，長榮空服員2019年6月進行罷工，長榮公司在罷工第二天即向工會幹部及成員等13人提告求償3400萬，工會對資方的「報復性訴訟」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勞動部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皆認定長榮公司為不當勞動行為，然後最高行政法院卻推翻結果，認為長榮有提告的「訴訟權」。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2月14日前往司法院召開記者會，認為長榮公司的「報復性訴訟」意圖恐嚇罷工成員、破壞罷工行動，最高行判決恐架空《工會法》對罷工權的保護，有違反憲法疑慮，將聲請釋憲。

資方向勞方「報復性訴訟」　長榮打壓工會不遺餘力？

「大家試想，一般勞工可能一輩子都賺不到3400萬，但當你明明進行合法的罷工之後，會被公司提告求償一輩子的薪水，這合理嗎？未來誰還敢罷工？」華航空服員罷工的領導幹部之一、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理事長張書元表示，他不是第一次被資方提告，華航公司曾對他臉書文章發言及陳抗記者會上演出行動劇提起各種的刑、民事訴訟，像這樣的訴訟壓迫對工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寒蟬效應。

曾徹夜苦站抗議11小時的紅眼過勞航班，長榮空服員為改善過勞、爭取提高薪資、打破長榮公司長年威權管理等勞動條件，2019年6月20日發動罷工。罷工前已進行兩年的勞資協商，多次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罷工準備期長達半年，啟動罷工投票後仍進行2次勞資協商皆未達共識。

帶領長榮空服員罷工、也是13名被告之一的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常務理事李瀅表示，當時的勞動部長許銘春多次在媒體或者是在罷工協商時，都公開肯認罷工的合法性，然而長榮公司在罷工第2天就對工會成員提出求償3400萬的訴訟，致使罷工後，會員會因為工會幹部被公司提告而產生畏懼的心態，產生退出罷工、甚至退出工會的情形。他認為資方不管是動機還是所造成的後果，用意明顯就是要打壓工會。「對於領微薄薪資的勞工提出3400萬的求償，明顯就是一種威脅，資方希望以此瓦解罷工行動。」

工會認為《工會法》35條、《工會法施行細則》30條提到，雇主不應該對於參與罷工的勞工提起顯不相當的民事賠償訴訟，因此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長榮公司不服勞動部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提出行政訴訟，高等行政法院認定長榮敗訴，然而再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時「大逆轉」，改駁回原判決結果，理由為應保障長榮公司的「訴訟權」。

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周聖凱表示，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過度保障雇主的訴訟權，完全沒有考慮擴張雇主訴訟權會對員工的集會結社自由、協商和發起罷工的權利受到影響，過往華航空服員及南山人壽工會等工會就曾向司法院抗議過度保障雇主訴訟權，會嚴重侵害全台灣勞工的權益。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理事長張書元

雇主的訴訟權VS勞工的團結權

「我們為何認為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書是違反憲法的，是因為它侵害多項勞工的基本權利。」協助本案律師團之一的律師李荃和表示，北高行的認定跟最高行認定天差地遠，雇主的訴訟權與勞動者的集體權兩項基本權在憲法上都有其意義，更應思考的是誰的基本權在此衡量底下是不具有可回復性的？雇主的訴訟權有必要在罷工隔天、連具體損害都尚未能夠舉證跟計算時就提告？顯然不論在動機、目的及其手段上，都是為了威脅空服員工會等勞工團體所想要爭取的基本權。

李荃和認為，每個層級的法院甚至是憲法法院的判決都有釋放訊息的作用，它處理的問題不只涉及個案，因此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是在告訴外界「以後罷工的團體及成員你們都要小心，因為雇主可以隨時提告」，不論雇主今天舉證責任如何、告贏告輸，先告再說。

李荃和說，《工會法》或《工會法施行細則》都已經明訂禁止雇主對於勞工罷工行為進行求償，可是本件提告求償3000多萬還是連帶責任，也就是說若法院判資方勝訴，可以對其中一人要求全額賠償，很顯然一個勞工階級難以賠償得起，所以此提告一定會實質上影響罷工及勞工團體權，也是律師團認為裁判違憲，提出本件釋憲申請的原因。

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孫語謙表示，桃產總協助過非常多工會進行罷工，包括零售業的基層員工、高爾夫球場基層勞工組成的美麗華工會等，像美麗華工會也被美麗華資方濫訴提告工會罷工不合法並進行求償，如果司法允許資方濫用訴訟權來個別對付勞工，藉以瓦解工會的團結權，司法又要如何保障工會罷工權？

工會認為，本件判決一但成型，若在憲法層次無法推翻的話，受影響人不只是空服員工會，往後全台灣的勞工及工會都有可能因為此判決結果被引用，導致全台勞工罷工權利受損。

目前《憲法訴訟法》修惡及大法官人選尚未補齊問題仍待解決，但李荃和說憲法法庭是人民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工會不會因此忽略廣大勞工階級的權利保障及爭取。

● 長榮公司、空服員工會訴訟歷程：

律師團之一的律師李荃和(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