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Photo by Ari He on Unsplash）
文／希維亞（學生）
前陣子，媒體拍攝到黃子佼一家出遊的照片，使得「創意私房」事件——一個涉及多項性犯罪的色情網站——再次引發社會關注。此事件的討論熱潮更延燒至表態支持黃子佼復出的曾國城，最終導致公共電視台撤換其主持的《一字千金》。而在3月26日下午，黃子佼自創意私房購買性影像一案，二審也將首度開庭。
這場輿論風暴凸顯了社會對性犯罪的關切，但同時也暴露出討論的局限。許多論述將焦點放在特定涉案者的道德與法律責任，而未能進一步探討這類影像性暴力如何被更廣泛的社會結構所容許甚至助長。事實上，創意私房並非孤立的個案，而是整體色情文化運作邏輯的縮影，其背後涉及權力、性別、經濟利益交織的複雜機制。
此外，主流論述往往陷入「自由派」視角的迷思，將事件問題化約為「個人權益」的範疇，而忽略「影像性暴力」如何依賴父權資本主義運作。創意私房事件正揭示整個色情文化如何制度性地壓迫女性與兒童，並形塑性別支配關係。因此，若我們將此事件從色情文化的脈絡中抽離，便無法真正理解其結構性根源。
「兒少性剝削」與「成人性隱私」的錯誤二分
台灣的主流論述往往將「創意私房」事件簡化為「戀童」問題，彷彿其核心問題僅限於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兒少性影像。然而，該網站的影像性暴力被害人遠不止於未成年人，許多成年女性同樣遭受剝削與侵害，其手法同樣殘酷。令人遺憾的是，成年女性受害的議題並未引起媒體相同程度的關注，也未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
這種現象反映出台灣乃至全球法律對影像性暴力的錯誤劃分——以「年齡」作為最主要的衡量標準，進而區分為「兒少性剝削」與「成人性隱私」。對應到我國現行法律，這種二分法體現在《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與《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之間的界線，彷彿暗示針對成年女性的影像性暴力並不涉及「性剝削」問題。這也顯示出台灣歷史上「兒少保護」與「女性主義」論述之間的競合與嫁接。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當社會將女性與兒童的身體視為可交易、流通的商品時，這不只是「個人隱私」問題，而是一種「集體層次」的權力支配（男人對女人、成人對兒少）。事實上，「性隱私」概念的發展，本身正是在新自由主義框架下，為了區分「公共」與「私人」領域，反而使影像性暴力問題「私人化」，掩蓋其結構性根源。
「影像性暴力」與「合法色情」的模糊界線
另一種常見的主流論述，則是透過國家法律框架，試圖將「影像性暴力」與「合法色情」截然區分，將後者包裝為「正當娛樂」。例如，台北市議員苗博雅曾將「看A片」描述為人類的「正常需求」，藉此強調觀看「兒少性影像」的嚴重性。然而，正如密西根大學法學教授凱瑟琳·麥金儂（Catharine MacKinnon）所分析，色情是透過業者的營銷與塑造而產生的市場，人們在其被創造之前，根本無法想像這樣的「需求」。
不僅如此，何者被視為「影像性暴力」，何者被認定為「合法色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定時空下的法律規範與社會共識，並非一種本質上的區別。例如，日本的色情產業中，許多影像雖符合法律規範與契約要求，卻又充滿羞辱、剝削與暴力對待女性的內容。因此，兩者的區別並非「質變」，而僅僅是「量變」——皆屬於色情文化對女性與兒童的傷害，只是國家對其進行不同程度的調控。
換言之，合法與非法的界線，往往取決於市場與國家權力的即時戰果，而非基於某種普世的人權保障。當主流論述試圖以法律標準來區隔「影像性暴力」與「合法色情」，它實際上迴避了色情文化本身建立在剝削、支配與暴力基礎之上的事實。這樣的框架並未真正挑戰影像性暴力的核心問題，反而導致父權資本主義得以仗著「合法色情」的幌子，持續壓迫女性。
影像性暴力的雙重屬性：性剝削與仇恨言論
由於主流論述往往將影像性暴力化約為「個人權益」問題，使得人們便難以討論其對女性與兒童群體造成的集體傷害。另外，當影像性暴力的焦點僅集中於被害人是否「成年」或「自願」，討論焦點也會主要集中於「生產過程」，忽略「傳播過程」的傷害。因此，有別於過去對色情或仇恨言論（hate speech）的爭議，輿論較少關注影像性暴力對「被害人所屬群體」的傷害。
如同麥金儂所指出，色情不僅在生產過程中直接侵犯「個別的」女性身體，它同時也在傳播過程中形塑並強化貶低、非人化與客體化「集體的」女性的意識型態，其本身就是性別不平等機制的一環。如果連「合法色情」都可能貶低女性、助長性侵害迷思、降低人們對性暴力的敏感度，並形塑不平等的性別關係，那麼，為何散佈與觀看「非法性影像」不會產生類似的效果？
因此，影像性暴力的影響不僅限於個別被害人，還涉及整個社會對性別權力關係的塑造。這種現象使女性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遭遇騷擾、歧視，甚至更嚴重的暴力行為，因為這類內容強化了女性身體可被使用、操控、甚至虐待的概念。換言之，影像性暴力的存在不只是個別被害人的苦痛，而是整體社會性別不平等的再生產機制，進一步鞏固父權資本主義對女性和兒童的壓迫。
結語：自由派論述無法招架影像性暴力
最後，自由派論述無法真正挑戰影像性暴力的結構根源，因為它試圖透過「個人隱私」與「法律規範」來解決問題，卻未能觸及色情文化如何作為一種結構性的父權支配機制，使性別權力支配關係得以系統化運作。唯有從根本上批判父權與資本主義如何交織運作，才能真正瓦解影像性暴力背後的壓迫體系，而非落入自由派論述的錯誤二分和化約論的框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