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國超（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我國小時被山服過，如果可以重來，我拒絕被山服。我也不會讓家族下一代參加沒有文化傳承意義的山服活動，讓原住民孩子多點時間在假期時親近他們的部落吧！不要再搶奪他們可以跟部落一起好好呼吸，好好感受的時間了！」在上次寫了反思山服社團的文章後，一位鄒族臉友版上這樣回饋。
我想許多人，可能會跟我一樣浮出一個大問號「山服究竟怎麼了？」不過，我更想從山服活動今日為何會是這樣一幅光景，做一個粗略的歷史考察與敘述。
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1970年代保釣運動牽動了台灣校園內（主要是北部）大專知識青年的「回歸現實」的社會意識。台灣退出聯合國，台大學生王杏慶、王復蘇等人與政大、師大學生社團負責人聯絡、交換意見，並且於1972年12月初在報紙聯名發表《我們的呼籲》，呼籲「這一代的青年朋友們，要勇敢的走出封閉的自我世界，擁抱國家和人民」。
之後，王復蘇等150多人組織「社會服務團」，開始調查農村、都市貧民、勞工、警民關係、選舉等問題。1973年春，台大學生又發起以服務農、漁村、山地部落等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以後光是台大校園就有慈幼、國服社、山服社、義光團、光啟社、臺風社、口湖農村服務隊崛起，陸續帶動鄰近政大的愛愛會、指南山地服務團，以及輔大仁愛社、同舟社，和以勞工服務為主「醒新社」的敬業隊、淡江的慈幼社、樸毅社等等初具規模的各類社會服務性團體。甚至這種服務性團體還發展到高中校園，如松山商職在1977年也成立擁有130名社員的慈幼社向社會弱勢關懷進軍。
青年學子們隨著這些社會服務運動走出了校門，他們不再無所關心，他們感受到這個社會有許多人生活在和他們迥異的世界裡，也理解到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必須對社會負責。
然而國民黨對於20年前在中國大陸失去政權和學潮動亂的悲痛陰影猶在。因此除了在1972年4月4至9日，連續6天在《中央日報》副刊登出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一文，對騷動的學運風潮予以降溫外，蔣經國並且運作救國團介入並接手各類社會服務團，透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軍、警單位，共同協助及監督社會服務活動，力圖將學生的熱情導向無害性的「純服務」或康樂性活動。
大量的官方行政系統與救國團介入「社會服務團」進行「焦點」的轉化並不讓人意外，尤其1972年3月有蔣介石選舉總統，蔣經國全力部署接班，為了避免學生服務運動出現任何「叛逆」進而擴散成「反政府」、「反迫害」。蔣經國轄下的救國團透過校方，希望學生們多做點「社會服務工作」，不要光是挖掘「社會問題」的癥結，於是各大學乃將各種社團服務項目加以制度化、名目化，且只強調「服務」，並且要求學生出隊必須填寫保證書。
其次，救國團並且專設學校工作組以統籌各項服務活動，從組隊、協調會議以致於服務過程，無不「全力介入」，並且透過社團經費補助以籠絡各負責人。
1970年代後各式的山地服務隊如雨後春筍般的爆開，跋山涉水遠赴各窮鄉僻壤的山地村落進行為期一到三週不等的異文化體驗與文化交流活動。透過「農業」、「家政」、「團康」、「文教」、「醫衛」等作為介面，融入山地生活各層面的接觸，並固定舉辦的各式晚會、歌唱比賽及運動球賽，與原住民們共同歡樂：喝酒、聊天、唱山地歌。
然1970年代大專學生的理想性，幾乎完全被吸納進救國團的系統內，用一整套的團康儀式加以馴服，而拔去了反動與理想主義的爪牙，卻還讓學生自以為獲得了某種超越個人的，團體性認同的滿足感。這些營隊在當時可以帶給漢人大專生在平淡的生活外，短暫而新鮮的刺激。
但40年過去，當「手段（康輔）」變成「目的」，一成不變的「社團服務傳統」只徒具空殼意義，既跟不上原住民社會劇烈的變化，也缺乏自我檢討的反思性，「服務」成為一種假日的儀式，而成為眾矢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