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影片為美國ABC電視台1961年報導福爾摩沙第一座核子反應爐，旁白為當時家喻戶曉的「超人」廣播劇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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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易叡（南洋理工大學歷史、醫學系醫學人文助理教授）
核輻射對人體的影響不只是一道科學問題，更是歷史問題。這個大哉問不但屬於科學史、組織史、國際關係史，更是文化史。半個世紀以來，到底多少劑量的核輻射會讓人生病？正常的人體可以忍受多少低劑量的輻射？從廣島、長崎的原爆到車諾堡事件，從三哩島到福島核災，沒有一次檢討不造成全球性的熱議，而這個爭議和台灣也脫離不了關係。
圖為爆發核廢料與癌症爭議的龍潭核研所（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Independent WHO團體的抗議媽媽（作者攝於日內瓦）
1986年起，車諾堡的受害者及親友便開始在此聚集。陸續加入的有學者、醫護人員、環保團體，還有一般民眾，並逐漸形成一個名為「獨立世界衛生組織（Independent WHO）」的團體，訴求WHO公布核能幅射線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並督促世界衛生組織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與立場中立的科學家和實驗室合作，全面研究核災的危害。二十幾年來，他們在日內瓦每天輪班抗議十個小時不輟。
耐人尋味的是，他們的抗議行動解答了我在檔案室蹲了兩個星期所產生的疑惑。我研究的是和核能幾乎八竿子打不著的社會心理衛生計畫。1956年，WHO的心理衛生部門開始針對「和平使用原子能」展開讀書會。但三年後，這個讀書會便草草結束。各式各樣其他的讀書會也是一樣，有的有寫成技術報告，有的則進行沒多久就夭折了。到底是誰來決定這些讀書會的生死與去向呢？
世界衛生組織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經濟學家策動，目的在於藉由聯合國周邊組織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文化教育、衛生等等條件，刺激全世界經濟復甦的藥石之一。其「去中心化」的設計，理想上會要求每個部門從六個地區辦公室（regional office）延攬「專家」，組成不同權責的委員會，來討論符合地區需求、值得優先發展的議題。但在發展初期的1950年代，礙於經費不足以及研究方法的欠缺，符合去中心化結構設置的人員有限，致使專家委員會所討論的提綱大多只能呼應聯合國其他周邊組織被要求研議的主題。其中之一便是「和平使用原子能」。
艾森豪在聯合國演講的剪影（圖片來源：history.com）
1953年12月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開啟了聯合國的Atom for Peace計畫。在演說中，他談道：「人類必須記取廣島、長崎災難的教訓，把原子能用在和平用途上，比如商業用電以及醫學發展。」但是，這個計畫雖然在檯面上表現出對人類發展的益處和大量商機，但背後其實是美國想藉機讓歐洲盟國能夠照著北約的軍事計謀，發展便宜核子武器的算計。從那時起，聯合國的周邊組織，包含WHO也開始被動地為這個計畫做準備。心理衛生專家委員會當時所能做的，也只是蒐集並彙整零星的資料，包含各地正在發展的理論和實驗，大多是原能裝置對人體產生的各種影響。在1956年英國第一座核電廠誕生之前，其實並無有關核廢料的論述。讀書會的資料包含核輻射是否會造成腦傷、如何藉著對經濟社會層面的衝擊繼而影響人的心理健康、人對於放射線的病態情緒反應等。其中，還包含零星有關放射性沉降物（fallouts）的報告，因為當時已經有一些國家開始進行核子試爆。討論會中正反意見都有，有人認為必須逐步增強人們對於核能的信任，有人則認為核能帶來的大眾焦慮不可忽視，但從來不見絕對擁核或反核的立場。
心理衛生專家委員會針對「和平使用原子能」為期約莫三年的讀書會，在1959年被迫中止的原因是：當年5月28日，於兩年前成立的世界原能署（IAEA）和世衛簽署了協議。在WHA12-40這份文件上表明，今後有關原子能的評論與聲明，世界衛生組織都不能單獨發表。隸屬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國際原能署，在層級上高於隸屬於社會經濟理事會的世界衛生組織，這兩個理事會的位階問題，長久以來飽受來自國際主義者的質疑，有人也因此說：WHO「health for all」的理想性，早在1948年建立時就已不復存在。自此之後，世衛專家們若想要發表相關意見，都會被掐住喉嚨。無疾而終的心理衛生讀書會在總結報告中援引了十七世紀英國詩人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詩句：「我們正乘著氣旋，指揮著一場風暴。」當中透露了他們處於被動角色的無能為力，以及所面對一片未知的前景。
Atom for Peace當然也來到了亞洲。不少醫學史研究者已經提出這樣的看法：亞洲的新興開發中國家百廢待舉，除了有便宜的技術人員之外，他們對世界組織的朝聖心理、奉科技為圭臬的意識形態，自然讓聯合國傾注各種力量發展，成為戰後復甦工作的重點地區。東南亞第一座原子反應爐，就座落在國立清華大學的校園內。美國的ABC電視台News of the Day報導這座反應爐的興建，便是為了加速台灣的農業以及醫學發展。日本也不落人後，總合研究大學院伊藤憲二最近的研究也指出，就算經過兩顆原子彈的洗禮，核能研究依然能夠在與美軍關係良好的實驗室裡展開。
核能的商業用電化、科技與醫學應用的確使我們的生活更便利。但檢討核輻射對人健康影響的聲音也相對地變小了。現今我們熟悉的核輻射「最大暴露值一年20毫西弗」，是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建議的標準。ICRP的前身是1928年於斯德歌爾摩召開的國際放射學大會，於1950年改組。雖然身為國際非政府組織，但ICRP仍在1956年與世衛簽訂合作關係；1959年，更一股腦地與剛成立的國際原能署和其他聯合國周邊組織結盟。ICRP對於正常暴露值、允許輻射量等等建議的標準，六十幾年來其實並沒有做多大的更動。每個國家針對這些數值的上下修，絕大部份都是因為當地出現了災害。讓人詬病的還有：ICRP的獨立性並沒有優於WHO，因為其贊助者正是半個世紀以來陸續成立的核能公司。
回過頭來看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在大家紛紛開始紀念車諾堡事件廿周年時，才開始積極回應受害者的訴求。在官方文件上，他們同樣也蒐集了核輻射對人類健康影響的各類研究報告，其仰賴的資料基礎除了ICRP，還有同樣也屬於聯合國周邊組織的聯合國癌症研究機構（IARC）。這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機構其實並沒有折成規模更大、更有力的研究，反而大大減弱科研調查的獨立性。ICRP的官方文件自己就說了：流行病學的資料蒐集本來就有很多缺陷，機構只能援引具有嚴謹設計的資料，必須剔除某些個案研究。而為了達到口徑一致、避免機構之間的利益衝突，還必須捨棄更多資料，使得符合條件的數據所剩無幾。在WHO的官方網頁上，報告中車諾堡事件中因急性輻射綜合症（ARS）死亡的人數只有28人，與核輻射有關的慢性疾病可能包含了某部分的血癌與甲狀腺癌；根據有限的研究資料，無法證明車諾堡事件受災者之中盛行的癌症與他們暴露的核輻射劑量有關。這樣的報告對於慢性疾病已經造成巨大負擔和恐懼的車諾堡人而言，自然是無法接受的。他們要求世界衛生組織公布車諾堡（2011年之後，又加入福島）的「真相」。但真相是什麼？車諾堡人、三哩島人、福島人都要不到，那龍潭人呢？
吸煙與肺癌的「因果」關係是1960年代流行病學的重大研究成果，圖為Richard Doll傳記書影。
長久以來，人們想要以不同的理性邏輯「證明」各種因果關係。到底多少輻射劑量才會誘發癌症？1960年代，流行病學隨著計算科技的成熟，成為多重因果的最佳解釋模型。當時Richard Doll領軍歸納出吸煙與肺癌的關係，就是流行病學界引以自豪的指標成就之一。可是過了半個世紀，科學哲學領域依然在爭論，把關係強度的量度方式當成是因果的量度方式，實際上是種似是而非。流行病學訴諸各種方式提升研究信效度，包含擴大樣本數量，進行對控制變因嚴謹、長時間的對照觀察等等，其實根本無法適用於種種規模不一、獨特性高，且絕大部分是一次性的災難事件。而進行有關需要龐大資金與設備的核輻能研究，要如何保持客觀中立，更是難上加難。
歷史學者分析了十七世紀經驗法則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在Desiderata（拉丁文意思是：想做的事）裡羅列的各種問題，結果發現很多問題無法透過當時的實證方式加以解決，或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在科學史的意義上，培根想問的問題和想做的事就像是現今科學家們所設定的研究議題（research agenda），有著暫存、無常的特性。很多議題在還沒證實「問錯」或「做錯」之前就已自動消失。換句話說，許多造成問題的關鍵其實是我們在發展科學方法之前根本就不甩的課題：問題能不能問、可不可行、值不值得做？身為現代人的我們，手上握有自認強大的科學工具，包含方法學、尖端科技、龐大的數據庫，一旦跨上了疾馳的車，便決定不再回頭。世界衛生組織從來不在報告裡承認計畫的重大缺失，每三、五年就出現一個新口號，把問題歸咎於不斷出現的新疾病、新災難，便是經典的例子。
和許多健康爭議面臨的難題一樣，誰是專家？甚麼才是有力的舉證？專家在龐大的官僚系統中又替誰說話？這些問題往往都是災害發生之後才會有人開始問，而且往往也都無從解答。RCA如此，六輕如此，龍潭如此，那麼還沒轉動的苑裡風車和核四呢？我們仍在名為理性的瀚海裡泅泳，或又像那些不論寒暑輪班站崗的車諾堡媽媽們，只能用肉身不斷阻擋著我們自己滾下的巨石。
(本文原刊於歷史學柑仔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