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陳芊憓、譚以諾 整理︰陳芊憓(香港獨立媒體） 本文由「公庫」合作伙伴香港獨立媒體提供
林超賢可說是近年火紅的香港導演，尤其《證人》以後，其電影風格逐漸成形，《火龍》、《線人》、《逆戰》和《激戰》等作品均炙手可熱，而《激戰》更大獲好評，在今年的香港電影金象獎中榮獲十一項提名，亦勇奪了最佳男主角的殊榮。由古惑仔到警匪片，從喜劇到嚴肅，到現在風格漸次成熟，十七年的導演路一點也不易走。
魔性與人性－－ 創傷與救贖
《魔警》自電影節後正式上映，吳彥祖和張家輝擔當主角，電影起首就有七人戴上鬼王面具，立刻令人聯想到杜琪峰的《神探》中劉青雲與七隻鬼現實與虛幻交錯的片段，而且戲名一神一魔，實有回應的意圖。當被問及《魔警》是否有意回應《神探》時，林超賢直說因為電影題材與徐步高相關，開拍前看了很多相關的電影，訪問了許多相關的人，而《神探》也是從徐步高出發，所以《魔警》的前製的確有參考過杜琪峯的處理手法。雖然兩者在角色的處理上都用「鬼」來表達其內心，但林超賢最終要探討的並不單純是主角的內心世界，而是要找出人性的惡與善。
「在（《魔警》）前期的資料搜集時發現這個人是徹底的大反派，以電影的角度來說是無甚說服力，所以我在構思電影時加入了兩個主題，一是探討這位『魔警』的善與惡，所以我在最後故意安排吳彥祖為婆婆撿橙，讓觀眾自己思考要如何為這角色下判斷。第二是關於人性，電影中的小孩那麼邪惡，但其實他的惡與他的成長有關，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判斷這小孩孰善孰惡呢？」電影最後一句：「人心總納一點黑」，正因為要表達這點黑，林超賢堅持要以警察來反映人性的黑，「警察給人的感覺很正義，很白，就如神職人員、教師等，都代表著潔淨。如果透過警察來表達人心中的惡，整個衝擊會很不一樣。」
《魔警》中的吳彥祖帶著罪疚與創傷痛苦地生活，而在林超賢的電影中，除了魔性與人性的角力外，更有救贖的主題，兩者構成了林超賢電影的終極關懷。「人的經歷就像岩石沉澱，當中總會有些參差的物質，這些物質會影響你以後的路向與判斷。」因為參著人生百味，所以難免有傷痕，有罪疚，而林超賢作品中的主角就是以愧疚來帶起一場救贖，他還打趣說《魔警》起用吳彥祖做男主角，是因為他在《重裝警察》把吳彥祖拍差了，有贖回過去錯誤的意味。在跌倒的地方重新出發，對他來說，就是一種救贖。
以《魔警》找尋突破
雖然探討人性是林超賢的作品中常見的主題，但《魔警》與他執導的警匪片風格有明顯的不同。片中加插了催眠的情節，是他前作少見的。此片也增多了群戲的戲份，有別於以往集中在兩至三個男演員的拍法。而他處理幻覺或精神分裂時，運用了旋轉、尖角的拍攝手法來呈現人物內心，這也是過去作品少見的。配樂也別具心材。
《魔警》可算是林超賢有意尋找突破之作。這電影與他過往的動作警匪不同，重心放在吳彥祖如何面對自己成長的陰影，讓林超賢能擺脫既定的警匪設定：「魔就是鬼，就如《神探》般心中的一隻鬼，如此我想，倒不如以鬼片的方式來拍。因此，片中的視角風格、燈光佈局和音樂取向，都是源於『魔』的念頭。整套電影參考得最多的是希治閣的電影，當時我是把希治閣的電影從頭到尾重看一遍，嘗試掌握他處理不安的感覺。」
說到《魔警》中的不安感，不得不提配樂的部分。林超賢過往的作品中經常有與警匪節奏不一樣的抒情「主題曲」，如《綫人》中的White Christmas和《激戰》中的 Sound of Silence。林超賢在《綫人》中謝霆鋒與桂綸鎂飛車一幕選用了White Christmas 作為電影配樂，他說希望觀眾看時能把焦點從飛車回到二人的感情本身，而非單純地觀賞警匪片中的追逐場面。但林超賢今次放棄了運用「單曲」，而是希望與高世章合作擦出新火花，成績不俗，不少影評人讚不絕口。林超賢分享說，他雖然一直拍警匪片，但也希望能在警匪片中尋得突破，於是特意邀請完全沒警匪片配音經驗的高世章合作：「我希望整套電影對我來說都是新的，包括音樂。他的音樂很有質感，又能保持著一定的警匪片感覺，雖然合作上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磨合，但對整個創作還是很滿意的。」
重新出發‧關懷本土
《魔警》中，吳彥祖剛入警校宣誓的場面重覆出現，片段中亦看到鮮明的港英旗幟在吳身後飄揚，很著跡地把吳彥祖加入警隊放到回歸前，令人浮想翩翩。到底是否意味魔性一直潛伏到回歸後現身？抑或是前朝把魔性收編呢？談到這一幕，林超賢說這個要留待觀眾自行思考，不過也表明，這些片段其實也在回應整部片的主題──好與壞的踫撞，是與非的詰問。但他強調，一切都得讓觀眾來判斷。
除了港英旗以外，片中也點到香港居住的問題，如收樓收地和安居的煩憂，原因是林超賢對我城的一聲慨嘆：「香港人經常面對生存的問題，而居住是求存的主要問題。但在我們的生活中居住已變為困局，在這個問題下沒有好人與壞人，我們都是在面對同一個問題，所以才有對白『上次打劫嘅錢都唔夠俾首期』。這是一個很諷刺的世界，現在誰不是背負著許多包袱在身？」雖是合拍片，但《魔警》依然把住屋問題放到枱上，成為整個城市的生存狀態，成為成鬼的一個重要線索。裡頭的鬼，都迫於生活而成的。對於生活不滿，加上生存的壓迫，紛紛走上這條不歸路。
從古惑仔到警匪片
現在提起林超賢的名字，大抵許多人只會想到警匪片。其實，更早以前他的《走投有路》、《江湖告急》等的黑幫片深入民心，特別是《江湖告急》，以喜劇模式顛覆了黑幫片類型，戲中警察與黑幫大哥的滑稽合作、任恩久的輕狂等，都打破了既有的類型片框架。但自《綫人》後，接連拍了好幾部嚴肅而緊湊的警匪片，甚至成為他標誌之作，當中轉變令人好奇。
「我早期的電影大部分都是與陳嘉上和陳慶嘉合作，而且他們是編劇出身，他們也經常為我主理很多創作意念或劇本，我比較多處理執行方面的工作，所以那時群策群力，我導的電影未必能完全呈現自己的風格。」林超賢說雖然如此，但《野獸刑警》在風格上比較貼近他的想法，當中的暴力感與最後一場撕殺最有他的味道。「到後來拍《江湖告急》，香港經濟不景，沒有什麼港產片，剛好有投資者不問回報讓我們拍一套屬於香港的電影，那時便想到拍最能代表香港的類型──黑社會電影。由於沒有資金的壓力，有更大的自由度把以我們的角度看的黑社會世界，才會有這部帶點狂歡、喜感的黑社會電影。」
接著林超賢繼續與陳慶嘉、陳嘉上合作，為擺脫動作導演的稱呼，他試拍了不同類型的電影。他笑說要嘗試就必須要負出沉重的代價，甚至曾經迷失方向。如此他拍了《戀情告急》、《豪情》等，但明言，當中並沒有林超賢的存在。喜歡動作片的他，一直希望能拍到有自己風格的動作片。雖說在《戀情告急》和《豪情》他也拍過《重裝警察》，但當時風格未成形，有不少瑕疵。為了創出屬於自己的電影，林超賢放棄執導兩年，給自己兩年的時間沉澱，背負著家庭與事業的壓力，這兩年可謂是背水一戰，但他還是熬過來。在《證人》裡，我們看到的是全新的林超賢，帶著對人性的疑問結合警匪片來到觀眾的眼前。
以苦行尋找自己的節奏
林超賢深信人生總有難關，要跨過低潮必須付出沉重代價，拍戲如是，生活也如是。過程雖然沉重但並不痛苦，因為主人公最終能換到生命中重要的東西，如此又哪怕痛苦？所以《野獸刑警》、《綫人》或是《激戰》中的困獸鬥場面都是他為主人公設計的難關，要達到出口，就必須有付出的自覺。這種苦行式的經歷不單在他的電影世界中如此，也是他生活和工作的寫照，林超賢直言他拍電影是很辛苦的：「拍電影很辛苦，我拍電影更辛苦，不通過苦結果未必理想，只有越辛苦才能做得越好，所以我作品裡的主人公都必須經歷慘烈的過程。」無論《證人》還是《綫人》，似乎結局很唏噓，但至少他們都做到了自己要做的事，如《證人》中謝霆鋒的犧牲是為了妹妹，而張家輝苦鬥後的決擇雖然使他身敗名裂，但也能完了謝霆鋒對他妹妹的一份親情。到了《魔警》，就算最終所有人都死去，但吳彥祖拯救安志杰時，他內心還是得釋懷。
不知是否因為林超賢對苦行的堅持，所以把洋名取為Dante（但丁），為了尋找屬於自己的電影節奏，不惜走更多的路。事業固然重要，但家庭亦同樣重要。他幾乎每部電影都會提到家庭對於主人公的重要，《證人》裡張家輝為了妻兒不惜一切；《魔警》中吳彥祖的陰影來自對父親的恐懼。在現實生活中，林超賢沒有執導那兩年，最擔心還是家人。「我總不能要家人在家裡捱餓，然後自己花兩年時間沉澱，那兩年要背付的事有很多，結局好的話有可能會尋到自己拍戲的節奏，但也有可能淡出電影界。」尋找自己的節奏，一聽就知道是《激戰》的對白，他的風格就是來自他的節奏。訪問到這裡，就知道林超賢把自己完全投入了電影世界裡，每一部電影都有他。
從個人興趣到電影
訪問接近尾聲時，談起他辦公室內的蝙幅俠、蜘蛛俠和軍事模型，他說自己以前曾是軍事迷，傾向沉迷槍械與戰略。當筆者滿以為他鍾情動作片是源於小時候對蝙蝠俠的熱愛時，林超賢卻說他是由 Christopher Nolan 所導的蝙蝠俠才開始喜歡的，因為片中對正邪的表達以人性出發，正合他的口味，而林超賢的電影中逐漸傾向探索人性的多面，相信受 Nolad 的影響也不少。
除了 Christopher Nolan 的蝙蝠俠外，林超賢最喜歡的導演是香港導演林嶺東：「我很喜歡他的電影裡的節奏，如果說到致敬，《綫人》裡最後一幕，張家輝拿著刀斬殺姜皓文其實是向林嶺東的《學校風雲》致敬︰老師最後拿起刀，在課室裡斬殺黑社會大哥」。他一邊說，電腦在另一端放著不同的電影音樂，時而急促緊張，時而浪漫溫柔，就如他的電影一樣，整個訪問也有一種節奏。他說接下來將開拍與單車選手有關的電影，或許會是，拳擊以外另一種屬於林超賢的節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