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莊迪澎 (《獨立新聞在線》創刊總編輯)
新聞自由運動作為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博弈的戰場，有「前線」也有「後方」，儘管兩者的界線不可一刀切。各個維權組織和個人為廢除惡法及抗議政府限縮新聞自由而奔走、抗議、示威，是在前線作戰。後方則為前線作戰儲備糧草，從媒體教育到研究替代政策等；這方面，《2010年雪蘭莪州資訊自由法令》之訂立，長期宣導和探討相關立法原則的「獨立新聞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等非政府組織應記上一功。
就前線作戰而言，自1961年《馬來西亞前鋒報》編採人員為抗議巫統滲透和干預而罷工，以及1985年馬來西亞新聞從業員職工會（NUJ）聯合國民醒覺運動（Aliran Kesedaran Negara）展開全國性的反對官方機密法令修訂案運動之後，馬來西亞的新聞自由運動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處於近乎「不動」狀態，直至1998年以後，先後爆發「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運動，同情烈火莫熄的獨立政論雜誌頻遭內政部整肅，以及2001年馬華公會收購《南洋報業》事件，新聞自由運動這才開始重振旗鼓。
然而，馬來西亞的新聞自由運動整體上偏重前線作戰，並以國家機關和嚴刑峻法作為主要敵人，把廢除惡法或媒體鬆綁視為主要目標（即便不是唯一目標）。處於國陣政府以各種嚴厲的媒體法規肆虐之環境，這當然可以理解，但也因此相對忽視了法規管制以外其他不利新聞自由的因素，包括所有權控制和反動意識的調教（pedagogy）。以華人社群為例，2001年反收購運動雖然轟轟烈烈，但其時仍有不少人尚未認識到所有權素為限縮新聞自由的重要手段，以及2006年反壟斷運動，恐怕亦有很多人不以為然，暗忖只要中文媒體能維護「我族」之權益，壟斷無傷大雅。
保守主義蟹行 進步力量受阻
如此局面，恰恰是忽視後方作戰的結果。後方既是支援前線永續作戰所需的糧草，也是另一個戰線。無論是前線或後方，進步力量都會碰上攔路的保守派。在前線，新聞自由運動的倡導者和行動者固然面對比它們強大不知多少倍的國家機關，但是由於民主理念和權利意識抬頭，保守派的作為較會被暴露、競爭和抵抗；而且將國家暴力界定為不公義、壓迫、獨裁等，較無懸念。
後方雖是另一戰線，卻因吾人相對忽視，以致保守派幾近大行其道，而進步力量則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人們對「實踐」的偏見，以為走到前線、親臨草場（turun padang）才是「能見成效」的「實踐」，於是願意退守後方和專注後方作戰的人「買少見少」，而且這不是新聞自由運動獨有的現象。
以新聞自由運動而言，大專院校的傳播學、新聞學與媒體研究部門是一個重要的大後方，但不幸的是，這個大後方長期為保守派所佔據；進步力量雖不至於完全缺席，卻「兵力」懸殊。遠因是，傳播學門之誕生原來就深受美國主流功能學派（或行政學派）所影響，加之以1950年代至1960年代盛行的「傳播與發展典範」主宰了幾代人的思維，適逢其時獨立的馬來（西）亞在1970年代開辦傳播學教育時，自然不自外於這個時代主流，以培養傳播和媒體的「實務」能力，進而「協助」國家／政府成就「發展」政策作為教育主軸。如此傳播教育，使「批判」成了可遇不可求之事，要嘛期許少數學生有自覺自主學習，要嘛企盼有幸遇上稀有良師。
近因之一攸關講師個人的學術和專業素養。高教學府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氾濫之後，越來越多不適任、不學無術的保守派人員以「講師」和「學術人員」（academician）的身份在大專院校裡濫竽充數。私立大學林立，傳播系又有利可圖，所以傳播系也越來越多，而傳播學門學有所成的師資稀缺，於是成為「講師」的門檻越拉越低——只要有碩士學位，符合教育部學術鑒定機構（MQA）的最低學歷規定，即可成為大學講師；即便是大學畢業直接深造，缺乏專業歷練，也無基本學術素養，都不成問題，反正私立大學只求符合MQA規定的講師人數，以及確保每一門課都有講師開課而已，還有更重要的是：便宜。
這裡要談的問題並非有無博士「學歷」，而是這些講師有無「學力」。講師「學力」不足的結果，就是「誤人子弟」不再是自謙用語，而是高等教育的殘酷寫照。一方面，他們只懂皮毛卻又不思進取，有能力傳授給學生的知識就比皮毛更少和更膚淺；於是，大學和講師都偏好實務訓練，這樣才不會暴露講師「學力」不足，大學也能避免學生知「難」而退（學）造成大學企業的「業績」滑落。
實務取向抬頭 理念價值闕如
實務訓練並非罪過，尤其在「We the Media」的時代，掌握實務能力有助於公民行使傳播權。然而，問題出在以實務訓練掛帥的同時，卻往往理念缺席、價值混亂，這是「學力」不足的另一面。於是，會有講師對學生評述說「陳雲清被扣留是她自找的」、「政黨收購媒體只是一般合法的商業交易，無可厚非」、搞不清楚在野黨從政者對媒體的報導有答複權而動輒嘲諷他們乾脆給記者上課，或是把批評當權者等同於偏執、反政府、不專業，甚至「調教」學生在媒體機構工作應安分守己，等等。徒有實務能力而理念闕如，恐怕只能祈求不為虎作倀，而別奢望有批判力。
所以，在迄今猶是的一段頗長歲月裡，新聞自由運動就是一齣「皇帝不急太監急」的戲碼——在野黨和民間團體在抗議，而身為「主角」的記者編輯們卻一副「干卿底事」的態度。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例，是2006年初《中國報》因「裸蹲案」而被內政部秋後算帳，民間團體到《中國報》總社外辦燭光會聲援，但《中國報》一個職員的影子都不見；同時有舉棋不定的記者向上級「請示」能否參加，看到上級態度曖昧不明，便打退堂鼓。（至於那種在報社大廳擺雙手打叉「莆士」表演抗議，一轉身又猛捧首相LP的作為，就甭提了矣。）
雖然前舉例子已過經年，但保守派滲透後方的情況依然不容樂觀。大學教職的門檻拉低，意味著向當權者阿諛奉承、為權力機關服務但不學無術的偽知識份子更容易混進象牙塔裡執行「調教任務」。當大選時承包執政黨新聞文宣專案、寫評論專欄寫得儼然在為部長寫文告、為執政黨搞爛透偽新聞網站的一眾幫閒鑽懶者，竟已紛紛喬裝打扮成「學術人員」在傳播院系講授「新聞學」時，後方的陣地戰，我們暫輸一回合！
圖片來源：http://www.pfirereview.com/新聞自由運動的後方戰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