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浪
一
“六四”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以成千上百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在國家暴力的蓄意攻擊下犧牲、受難，震撼世界，影響了20世紀人類進程。
但，無論就純粹的文學書寫，還是同樣充溢民族語言精神氣質的歷史書寫而言，“六四”又是一個未結束的事件，甚至是一個未來事件。於是，作為一次沉重的回溯，一次此在的跋涉，也作為一次希望的前瞻，我們的這部詩選誕生了。
“六四”事件的發生距今已屆四分之一世紀，這個影響20世紀人類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之一，涉過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仍然餘響未絕、懸而未決：
——在中國 ，它至今仍是“國是”的嚴重“禁忌”，事件發生以來持續遭受著國家暴力（包括輿論控制、宣傳戰、審查制度、教育洗腦等語言暴力/隱性暴力）無間斷的禁制，而旨在衝破禁忌、追索正義的民間力量不懼打壓、前仆後繼、一刻也未停止發聲；
——在台灣，它是兩岸關係、兩岸命運里程中無法繞過、必須面對的未解“魔咒”，積年累月，歷史倒帶的回放已成為一個吊詭連結的象徵：“六四”擺蕩在兩岸人心、民情之間，如同似斷未斷、欲連未連的一條觸目而又脆弱的危纜，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存在感，遊絲般地縈繞於此；
——在香港，它已然內化為這個城邦數百萬民眾、數個世代綿延不絕的“集體記憶”，一年一度“六四”當日在維園球場舉行的燭光紀念晚會儀式，二十多年來風雨無阻，成為華土之上唯一一項以人民集會年度祭典構成巨型體量規模的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每一位在場者可以身歷其境觸摸歷史、感悟當下、啟示未來。
對兩岸三地及流散海外的很多文學人——在此主要地對詩人而言，身為當年事件的親歷者、目擊者或見證者，“六四”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他（她）們當年至今四分之一世紀漫長的人生軌跡，並非不重要的是，“六四”的悲劇所昭示的精神向度可能始終還迎臨著他（她）們。
他（她）們或從當年第一時間、第一現場彈跳似的寫作反應起，過去的二十多年來寫下的有關這一主題命名或氛圍浸染的詩篇，無論多還是少，重還是輕，長還是短，在編者看來，都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思想和美學材質——這種材質有助於參與形塑現代漢語民族（現代漢語國家）迄今仍告稀缺的精神史和歷史詩學建構。二十多年來的歷程中，也有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更年輕的後來者加入了這一書寫的行列。
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關於“六四”的各種書籍或文字，可謂汗牛充棟。令編者和與編者持同樣關切的人士不滿的是，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歌，作為一個時代之良知的記憶、見證、醒覺、追問和呼告，作為轉型正義、歷史正義的精神文本之彰顯，就目前的視野所見，延展在這樣一種思想和美學構成的譜系中，其織體與觸感肌理尤其稀缺。具有文學審美品質的書寫文本之鉤沉、萃取、匯集及呈現，總的來說，於“六四”事件至今，乏善可陳。
原因何在？
一個顯明的事實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暴力對“六四”歷史和記憶的全面封殺，使任何有關“六四”的思想和言論的公共表達在境內被消聲，遑論“六四”文學和詩歌作品得以主題性、集束性地公開推出，或正常發表與出版（本次編選中編者尚欣喜地發現，在如此艱難的人文生態中，歷年來仍然有可敬的中國大陸作者頑強地在他們的出版物中以自己的獨特方式抵抗遮蔽和遺忘）。
中國、台灣和香港兩岸三地分別捲入以瘋狂攫取利潤為驅導的消費資本主義邏輯黑洞，政、產、學界普遍的唯利是圖、唯強權是瞻的濁風正熾，來自民間的批判性、提升性、超越性的聲音被邊緣化，終極關切的價值標桿蒙垢不彰——如同台灣的“二二八”曾經遭遇或可能也正在繼續遭遇的命運一樣，也讓“六四”的意義向度幾近迷失乃至窒礙無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方面，六十多年來國家暴力（制度性、結構性/顯性、隱性）的強蠻干預和威脅，侵入公民日常生活和生存機制機能，粗暴地切斷了“詩與政治”、“詩人與政治”在言說和文學場域理應有之的正常連結、傳達和修辭，作家公民的表達空間和平台遭嚴重扭曲，並形同自我閹割而致失語滔滔；另一方面，逾二十年來因狂暴的壟斷資本與集權權力的媾和、分贓及宰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認知呈解離、碎片化趨勢，在1980年代曾經一度得到復甦的“詩人與社會的對話關係”，於今蕩然無存。災難性的現實是，從“政治冷感”而“娛樂至死”，一直到“平庸的邪惡”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詩人、作家的公民精神、價值關懷呈萎縮與麻木狀，犬儒的、鄉愿的心性，成為習以為常的生存“本能”。
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精神存在，“六四”被強權遮蔽、被謊言覆蓋、被愚行掩埋，趨利第一、逐利至上社會以可怕的人性深淵吞食中國，吞食中國掙扎中、抵抗中的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和審美品性……
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漢語文明圈，因“六四”而必得觸發的意義言說和價值捍衛，在精神性的恆久向度上，以文學場域的正常建構而論，詩的缺席，詩人的缺席，詩性正義的缺席，令人震驚，至為遺憾。
尋找和發現，詰問和糾正，彌補和追認，也許適逢其時。
本書的編選與出版是一次嘗試，它是集四分之一世紀時間磨礪淘洗而積澱、反思、辨正、審視和承傳而成的精神創造性產物。它的推出，僅僅是一次去蔽，一次祛魅，以詩文本的朗現，試圖撕開歷史幕幔、洞穿現實高墻、探向詩性精神之光的一個開始。
二
開卷之際，編者認為有必要向作者對本書內容所要呈現的題旨做一個簡要的交待。
讀者把卷細閱，會發現貫穿全書出現最多的正是 “六月”、“廣場”、“死亡”、“紀念”這樣幾個主題詞，不同的作者從當年的現場實景開始，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持續以歷史現場的目擊者、時代悲劇的見證者、詩性正義的追索者的代入身份，為“六四”痛史留下詩人書寫的別樣文本。
在文學史上發生過的，諸如猶太作家對納粹大屠殺的文學記憶、蘇俄作家對斯大林肅反、勞改營罪惡的文學記憶、中國作家對毛澤東政權暴政肆虐的文學記憶、台灣作家對蔣氏政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歷史的文學記憶，與本書作品所揭示的文學記憶，儘管規模、體量上的比例各各不同，但究其本質無疑是一致的——對國家暴力戕害無辜生命的沉痛記憶，對國家暴力掩蓋屠殺罪行的勇敢見證，對人類文明中氾濫國家暴力的無情質疑和深刻批判，對社會公義、歷史正義的詩性謳歌與追索。而極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的作者都以詩人的現代敏感和感受力，在文本美學的獨特性、豐富性上作出了嘗試接近典範、抵達典範的努力。編者願意向讀者推薦趙思運、殷龍龍、汪建輝、杜力、李知行、蔣浩、駱駝、顏峻、廖偉棠、孫磊、唐不遇、陳家坪、吳晨駿等這樣一些作者，作為本書的主體作者群中的主要成員，他們在六四題材、六四主題、六四精神等範疇內堅持表現詩人獨特的審美感知、人性思考和文學言說，構成了本書所要呈現的精神張力。
歷史上任何一項重大人權災難，會給作為平和、善良民眾的受害者或當事人，哪怕是毫髮未傷的遙遠的旁觀者、後來者，在生命中都留下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六四”悲劇也在敏感的詩人那裡形成強烈而痛切的刺激和震蕩，這樣的創傷性壓力症候群的文本反應、文學反應，流瀉於本書中不少作者的筆下。從內心的沉痛或絕望，自毀自虐傾向的袒露，私人獨白和公共言說的切換，對真相的叩問、對正義的籲告，一直到救贖和自我救贖意識的獲致，人性探索和超越的精神光譜藉助審美表達顯得相當多元和豐滿。
為了方便讀者對“六四”詩歌在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流變全貌有一個鳥瞰式的把握，也方便有需要的讀者可以追往溯返進入具體的情境細讀，編者把全書入選作品分為四輯：【輯一】入選作品寫作於1989年“六四”當年；【輯二】入選作品寫作於事件後次年的1990年到20世紀結束的2000年之間；【輯三】入選作品寫作於本世紀的最初十年，即自2001年至2010年；【輯四】入選作品寫作於2011年以來若干年間。
二十多年之間礙於中國現實環境的困難，沒有發表或沒有紙本傳播的一些難得的封藏文本這次通過本書編選的徵約，也告終於“出土”（沈澤宜《見證》、徐敬亞《紀元》、野夫《魚之屠》《名城之死》《某年》、劉漫流《當獻的祭》、曾宏《今天的日子》、夢笛《一束獻給六月的小白花》等），希望讀者多加留意。
本書篇幅雖然有限，但編者還是試圖將六四詩歌中的一些長詩、組詩盡可能完整地刊用，畢竟這是沉積二十五年的歷史性選本，一定的體量規模是必要的。蔣浩《紀念》（長詩）、駱駝《“六四”，忘記吧，你這中式之謎》（長詩）、徐敬亞《紀元》（長詩）、周倫佑《刀鋒上轉換的句法》（組詩）等等的呈現都體現了編者這一意圖。
三
本書的編選徵稿，於2013年11月底至2014年1月上旬間進行，由編者向兩岸三地及海外各方、主要是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作者和相關文學界人士陸續發出總計兩百封以上的稿約及敬約推薦的電郵信函；同時，中港台多位詩人、批評家也幫助編者轉發稿約，聯絡作者，推薦作品，並代為確認授權。除了在獄中的劉曉波、李畢豐和軟禁中的劉霞等少數幾位作者無法聯繫，及已故的四位作者由他們的友人代為授權並提供作品外，90%以上的入選作者由他們本人回應稿約，提供供編選稿件或通過推薦人委託同意選編。到稿量之多，超過本書現篇幅的三倍以上，令編者甚覺意外，也倍感鼓舞。
本書最終確定入選作者100人，分布在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及海外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其中逾六成以上居住在中國，除台港澳作者外，居住在海外的作者絕大部分也是“六四”事件發生後離開中國移居（流散）境外。百名作者中，年齡最大者，如詩人沈澤宜（中國）、馬博良（美國）生於1933年，已年逾八旬；最年輕的作者唐醋，生於1994年7月，“六四”事件5年後才出生；另有幾位入選作者是1980年代出生，由此可以觀察到“六四”精神貫穿的主題寫作，在代際傳承中已得到延續。主體作者群以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中葉出生者居大多數，也正反映了在自己的青春年代經歷“六四”事件的作者，對此事件的寫作敏感和震撼性反應最強烈，多年來持續通過現代詩創作作出紀念性追憶、反思和索問也最為密集。
在本書的選題準備、資料搜集階段，編者查閱到“六四”主題（和題材）的現代詩歌合集類中文出版物，計有四種：《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增訂版·1989年12月，台北：正中書局）；《雖然那夜無星——心繫天安門》（1990年5月，香港：突破出版社）；《六四詩集》（2007年5月，香港：博大出版社）；《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2011年5月，香港：水煮魚文化）。前二種詩集，出版於“六四”事件發生的當年和次年，儘管選入了不少名家詩作，但多訴諸於一時爆發的樸素情感，詩作失之粗淺直白，絕大多數缺乏詩意，時過境遷，重新閱讀發現已很難談得上文本和文學價值。第三種集子出版於七年前，由於該書編選粗疏、草率，文學性標準弱化，“民運”化色彩過強，致外界很多優秀作品沒有選入。最近的一種六四詩集出版於三年前，是研究香港六四詩歌的經典文獻，編選範圍僅限於香港一地，中國和台灣及海外作品闕如。這次由“黑眼睛文化”出版的這部《六四詩選》 嘗試突破侷限，彌補缺失，呈現六四詩歌、六四文學的嶄新面向。
編選本書期間，編者注意到同時期中國詩歌界有作者在媒體上發出“中國詩歌應當回到社會現場”的聲音，也有中國詩人聚在一起公開討論“當代詩歌中的道德困境”，論及“詩人作為公民與城邦（國家）及其辯護者之間的緊張”，有詩人坦誠地指出，“當代詩的道德困境與中國的政治困境脫不了干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為後者所塑造”。在審查制度和自我審查制度的語境中，這樣的聲音、這樣的討論太少太少，值得鼓勵。也因此，作為編者的我，充分諒解我在中國的若干詩人朋友在接到我的稿約後保持的沉默，他們在他們的“道德困境”中作出了他們自己認為最合適的反應：不反應。我沒有理由不表示尊重。當然我也願意看到由於詩人和公民社會的努力，這樣的“道德困境”可以儘快被解除和突破，居住中國的詩人公民們終可獲得真正的自由。希望下一部“六四詩選”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於中國境內公開出版、無礙傳播，更希望這樣一部詩選的編者就是居住中國大陸的詩人朋友或批評家朋友。
在此感謝現居中國境內的很多詩人接到稿約後，無懼“禁忌”，高度肯定和支持本書編選計劃，熱情來稿，強有力地促成本書的完成；
感謝詩人黃粱、零雨、麥芒及在這裡不便提及姓名的幾位中國詩人幫助聯絡作者、推薦作品；
感謝王興中、潘小雪、于碩、冉雲飛、孫乃修、劉懷昭、萬之、熊山卉、梅丹理等友人在本書編選過程中提供意見和建議；
感謝我的台灣友人、書法家陳世憲題寫書名為本書增色；
感謝設於台北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資助本書出版，也感謝詩人張耳捐出她即將出版的新詩集的版稅用於資助本書出版；
感謝詩人鴻鴻和他主持的出版社“黑眼睛文化”，在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需要團結奮進並守望相助的關鍵時刻，出版這樣一本獻給歷史、獻給當下、也獻給未來的詩選。
本書是一個私人選本，一個詩人選本，但又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公共讀本，編者期待有第二部、第三部甚至更多的六四詩歌讀本在未來陸續出現，期待詩的在場、詩人的在場、詩性正義的在場，成為飽滿的、鮮活的常態，成為對每一位讀者來說迎面壁立的一項公共常識。
2014年春夏之交香港新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