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凱迪 本文由「公庫」合作伙伴香港獨立媒體提供
我們經常聽說，開發新界鄉郊甚至郊野公園的爭議，是「發展與保育」之爭：一邊是政府打「房屋牌」，指市民要住屋就要將鄉郊城市化，一邊是環保界打「後花園牌」，認為市民需要郊野抖抖氣舒展筋骨。
這種已變成陳腔濫調的討論框架，遮蔽了一個重要的面向——新界鄉郊是作為維持香港自治的戰略地帶，被港英政府刻意保存下來的。如果我們今天還是認真落實高度自治，泛民主派還要和市民一起爭取民主政制，就有需要回頭檢視港英殖民政府的城市發展佈局，認識哪些是落實民主自治的本土戰略條件。
殖民政府於1898年租借新界時，主要是利用其廣闊幅員作為防止其他列強進犯維港兩岸（維多利亞城）的軍事緩衝區。到共產黨於1949年上台，地緣政治形勢劇變，再加上數以百萬難民湧入，殖民政府確立新界鄉郊對維持港九城市運作的關鍵地位，形成歷經數十年的城鄉共生格局。
英國政府知道香港難以脫離大陸獨立，也難以做到完全自給自足，但為了避免在政治上被中共政權過分牽制，殖民政府想盡辦法在本土儲水、發電和生產蔬菜肉食。譬如，雖然在1960年代初開始從深圳輸入食水，但另一方面也積極建船灣淡水湖和萬宜水庫儲水；雖然有從大陸入口蔬菜肉食，但另一方面也透過立法及補助，積極發展本地蔬菜種植和禽畜養殖，達至超過50%的本地自給率，以防大陸隨時禁運。
如果在水、電和食物這些本土戰略條件上完全沒有準備，英國政府在香港前途談判時形勢肯定更為惡劣。只是後來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對英國而言只剩下短期利益，港英政府無心戀戰，城鄉共生的自治格局迅速崩潰，被北京的中港融合戰略取代：新的東江輸水管逐漸取代境內水塘，成為食水主要來源；1980年代港資北上開工廠令香港工業北移的同時，北京也吸引香港的農民回大陸開農場，一方面統戰漁農界，一方面令香港失去食物供應自主。新界原居民地主群體更是重點收編對象，北京透過《基本法》第40條維持原居民在與殖民政府博奕中取得的政治和經濟特權，地主繼續炒賣農地和搞丁屋另類地產項目，鄉事派遂全面贊成新界鄉郊城市化和與深圳「融合」。
台灣反服貿抗爭讓香港人明白，從北京而來的經濟甜頭，總是政治控制戰略的一部分。由CEPA和自由行、到高鐵等數之不盡的跨境基建、到本土農業發展被刻意打壓、到全面將新界鄉郊都市化與深圳融合，再到向南方電網購電計劃，上述北京及特區政府推動的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策略，終將反過來成為了北京加強控制香港，令香港難以實行民主制度的手段。
我們寄望泛民主派不被所謂「政治 / 民生」的二元框架限制了視野，重新把民主運動與香港未來城市發展策略扣連。那不是「逢中必反」，也不是「逢發展必反」，而是要將零碎的議題綜合起來，具體地說服市民，怎樣的經濟和城市發展策略才能最好地促進香港民主自治和應付日益惡化的環境危機。缺乏這種整全視野，香港民主運動之路只會愈走愈窄和空洞化。
港英政府的歷史經驗很清楚，水、電、食物是三大重點，不能放鬆。如今特區政府以房屋之名聯合鄉事派和地產商全面開發新界鄉郊，放棄本土農業，還想依賴大陸供電，無異於自斷命脈。從推動民主自治的角度，必須堅決反對。
圖片說明：為何港英政府在戰後大建水塘？為何特區政府轉靠東江水？圖為船灣淡水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