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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貑鱚
身障者的性活動受到生理與家庭背景限制，很多時候無法自行解決，國外有性代理人、性輔導制度，我們能做什麼？輔大心理系教授夏林清認為，台灣的社會氛圍將性活動加以區隔、限制，障礙者在突破空間、生理上的框架前，心理與社會氛圍上也需要突破。若是由政府推行政策也不一定能符合障礙者需求，反而徒增身障者的特殊化；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秘書庄島以良子說，社會環境將身障者標籤化、汙名化，與其將身障者性服務合法化，更理想的狀態是將性工作合法化，將性從這個社會除魅。
社會環境限制多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一直以來推行「黃色地下道」，了解身障者與性工作者等弱勢群體的處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秘書庄島以良子受訪時說，「這種困難如洋蔥式的層層交疊，光是從有公娼制到廢公娼，障礙者的權益和機會就被大幅剝奪。」她說，這種困難不僅是身障者之於性工作者，而是只要直立人與障礙者，或者障礙者之間都會面臨到的問題。
首先，社會環境的限制就造成身障者在交通、道路、各種空間上造成很大的不便。光是從障礙者的家中到有性服務的空間，以及一般的房間、旅社上的限制都很多。此外，這整個社會的文化、教育已經給所有人一個既定的、「正常人」的身體刻板印象，即使是身障者之間也因為社會控制下產生的距離，身體意象、身體意識的標籤化，讓他們交往更顯敏感，其身體的扭曲、坦誠相見時的違和感更是他們無法突破心防的原因之一。
最後，由於社會勞動市場影響，多數障礙者的經濟能力並不佳，有的是以打零工、賣口香糖為生。然而性交易本來就有一定的價格，在合法的時候是如此，社會底層的人慢慢存款支付這筆開銷。如今性交易非法，很多性工作者更不敢接受這樣的客人，「這能說是她們的錯嗎？重障者行動較緩慢，即使警察來了，小姐們到底要自己跑還是跟客人一起被抓？」
性活動受區隔、限制
夏林清表示，從10多年前因為廢公娼引發抗爭，性工作者試圖打破性道德汙名化，當時就看到性活動是如何在生活中被區隔。「特別是台灣整個社會將性加以限制，性在婚姻中才是合情、合法、合理，還要有恰當的空間、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姿勢，這些觀念都像麻花一樣被搓在身障者身上。」異人算障團召集人李燕也說，在這個框架裡面，障礙者的性該如何突破？這不僅是自我突破也要突破整個社會氛圍。
「每個人的性需求都不一樣，渴望的除了性慾，也許還有被愛的感覺，不應該只是限縮到生理的性慾，而是應該要被很寬廣的了解。」夏林清認為，若在沒有突破社會氛圍的情況下就先考慮「政府要做些什麼？」，他們也不一定能制定出符合身障者需求的制度。而且，若只讓身障者的性服務合法化，反而會加深其特殊化，甚至讓歧視的標籤更明顯。
拒絕汙名化、特殊化
新生活自立協會理事長賴宗育本身是一位腦性麻痺患者，他認為，比起這種將性需求獨立出來的性服務，他更渴望的是愛的感覺。另一位腦性麻痺的身障朋友則說，他的身體、性長期糾葛在一起，雖然自慰會對他的身體造成很大的不舒服，甚至導致退化，但若是真有這種性服務他也不一定會接受。
這種「將性活動區隔」的社會氛圍已經內化到他們的心裡，但兩位身障朋友仍認為，不應該因為他們是身障者就把他們的性「特殊化」。夏林清認為，與其特別設置一個身障者性服務的管道，應該要追本溯源，打破性道德的汙名化，將性工作除罪化。
庄島以良子也指出，若是政府要介入性義工、身障者性服務的設置，她認為沒有必要。「性義工不只是身障者才需要，而是希望有一個友善的空間與資源能夠讓所有人共同談論性。若特別立法反而為身障者貼上雙重標籤。」她希望政府能透過性工作除罪化，讓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使用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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