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鮑帆 本文由「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合作伙伴「泡泡網」提供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分析了各大高校與地方黨委宣傳部或中央媒體共建新聞學院這一最新趨勢背後的動因和邏輯——推廣已經“成功”運行13年的“覆旦模式”。然而，正如上文末尾所說，想簡單地在全國各地複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複製馴服的上海媒體、覆制上海新聞界的奇葩生態，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實際上，中宣部此番動作的深意想必也並不僅僅是為了簡單的複制。在整盤大棋中，中宣部、地方宣傳部、中央媒體和新聞學院各有所求。那麽，在接下來的具體共建中，各方究竟會有哪些動作？學生和老師們身處的教學科研環境會面臨怎樣的變化？新聞專業主義的培養和對新聞自由的追求又會受到哪些威脅？
盡管大多數學校的共建工作都還是剛剛起步，甚至還未起步，但從公開信息中來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關註。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不新鮮
在北大與新華社共建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新聞通稿中，最紮眼的詞莫過於“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雙方將共同致力於把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建設成為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國內領先、國際有影響力的新聞與傳播學院。”回過頭去看去年底中宣部做出共建決定的那次會議，同樣是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放在了第一位：“推動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創新新聞人才培養模式，促進業界與學界互動、教學與科研貫通、理論與實踐結合，為黨的新聞事業發展培養造就高素質後備人才。”
很多人擔心，這是否意味著新聞學院的徹底“黨化”？
實際上，在新聞學院強調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並不是什麽新鮮事。過去十年中，幾乎所有新聞學院的學生都接受過這樣的教育——2003年，中宣部、廣電總局就曾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所謂“三項教育”活動。這裏，“三項”指的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職業精神職業道德”。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這樣的活動多半是講者和聽者都不信，但人人都要裝作很認真的樣子。如同哈維爾曾經分析過的水果攤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樣，對意識形態的忠誠更多是一種下意識的姿態。它當然是一種卑賤的服從，但並不意味著真誠的信仰。
況且，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究竟是什麽？其實閱讀了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就知道，馬克思是新聞自由的提倡者。中共現在的宣傳體系，並非承襲自馬克思，而更多是從列寧的“黨性”理論那裏來的。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了，就此打住。
實習機會近了，專業主義遠了
對於新聞學院的學生來說，共建帶來的顯而易見的“好處”，當然是找實習、找工作都更方便了。很多關於共建的新聞報道中都提到：共建雙方會建立人員互派機制、學生就業機制，打造教學實習基地。
但是，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實習和就業機會恐怕基本是在黨報黨刊，也即更多是做宣傳，而非做新聞的地方。讓新聞學院的學生更大批量地進入黨的喉舌，讓新華社實習經歷成為北大學生的標配，讓光明日報接納大量法大學生，新聞學院的就業率也許會提高，但新聞專業主義的培養必定會受損。
實習對職業的影響不可小視。很多在市場化媒體做得非常出色的媒體人，都是因為大學期間的實習確定了自己的職業選擇，乃至被圈內人所知曉。而不少的實習機會，都是通過自己的不斷努力獲得的。如今學院有能力“包辦”了，但這樣的“婚姻”很難幸福。
此外，很多共建方案中還提到“培育新聞采訪、寫作、編輯、評論等精品課程”。請業界人士來參與課程設計和課程講授，當然會是好事。但是，同樣的問題是：這樣的業界人士，是來自黨的喉舌，還是來自市場化媒體？他們所傳授的，是如何服從，還是如何反抗？
老師會做更多實用性、對策性研究
在研究型大學，教學和科研是兩大並行的任務，後者甚至會更重要。共建對新聞學院帶來的影響並不止於學生的教育，它同樣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老師們的學術研究。
站在宣傳部的角度，“好”的研究當然是能為黨掌控輿論提供建議的。有些研究直接冠以“輿論引導”的名字，另一些則有挺好聽的名字：公關。最典型的例子是SARS之後，政府危機公關成為顯學，財政給出大量經費，新聞傳播學者們趨之若鶩。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有一些學者在利用自己的身份建議政府更開放，但更多的研究還是順著政府的意志來，為政府操控輿論服務。比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董關鵬就在政府如何應對媒體、如何對付記者上頗有研究，他已經給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防火防盜防記者”的技巧。隨著共建的展開，類似的學者和研究想必會越來越多。
站在中央媒體的角度，對學界研究同樣有需求。在北大和新華社的共建中就有一條：“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將借助新華社的國際國內影響力，建設國際傳播研究智庫。”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國際傳播”正是中央媒體眼下花大力氣去做的一件事情。為了主導世界輿論，政府對中央媒體給予了巨額的經費支持，但是效果並不好。現在，新聞學院的老師們也能從中分得一杯羹了，但他們能做出什麽有意義的研究嗎？恐怕很難。
在學術研究中，對策性的研究是最下等的，它除了給當政者提供一些工具之外，別無其他價值。但是，共建帶來的經費等資源支持，以及與體制內互動的潛在好處，都會讓此類研究在新聞學院大行其道。
今日的中共早已不是依靠意識形態獲得合法性，而是依靠利益綁定了社會精英階層。同樣，共建新聞學院恐怕也很難做到意識形態上的洗腦，但很有可能通過實際的利益交換和利益引導抹殺新聞專業主義的萌發，為“黨的新聞事業”培養出更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北大教授錢理群用這個短語來形容那些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目的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