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凱迪 本文由「公庫」合作伙伴香港獨立媒體提供
北京加大對港政治壓力，谷出八十萬人參與「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公民投票和十年來人數最多的七一遊行之後，我有種大局已定的預感：北京不會接受包括公民提名或其他沒有不合理篩選的特首選舉方案，而佔領中環及後續的包圍立法會行動，有較大可能逼使泛民主派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爛方案。因此，一六和一七的立法會和特首選舉辦法很可能不變。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香港的相對經濟實力強勁，東西方冷戰也沒結束，「韜光養晦」是當時的國策。事後回顧，過去三十年，北京一方面借助香港以建立威權資本主義政體，另一方面以廣大幅員造成戰略縱深，慢慢把香港的經濟力量吸到大陸，以達成最終將異質的前殖民地融入大陸的目標。六四屠殺後誕生的香港泛民主派和過半的反共民意，曾令這套大戰略短暫出軌，北京的應對方法是加強統戰力度，全力培養代理人投入香港政治角力，同時間繼續以時間和空間吸納香港各界的力量。
北京常常說「摸着石頭過河」，卻沒有說清楚河的對岸是什麼？香港人一直自己騙自己，以為河的對岸叫做「民主自治」，或者叫做「一國兩制成功落實」，但其實從提出「五十年不變」一刻開始，河的對岸就明擺着是「北京全面控制香港」和「一國一制」。到了今天，北京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力前所未有，香港對北京的重要性卻大不如前，北京的可行選擇也多起來：她可以接受通過有篩選的特首普選方案，也承受得起政制原地踏步以後香港社會「中期內」更為激化的政治矛盾﹝從北京的標準看，香港遠遠未到不能管治的地步﹞，但卻不可能接受沒有篩選的方案，因為那可能偏離原來的目標。
彼長我消，北京愈戰愈勇時，香港泛民主派的路卻是愈走愈窄。雖然公民投票和七一遊行的數字已經令泛民喜出望外，但和零三年零四年的七一遊行相比，群眾動員能夠帶來的政治效果顯著弱化，更有被五花百門的親北京政治代理人逼到牆角的感覺。親北京陣營在這一階段很有技巧地把「普選」這個原來泛民主派的關鍵詞搶奪過來，泛民主派為了再作區分，只能升級為「真普選」，剩下來唯一可以談得上「正/反」的就只有「佔領中環」。目前泛民已被逼到用「佔中」行動來界定自己，但愈講「佔中」，「反佔中」的圈套就愈索愈緊，對行動感到不安的民眾就很容易被北京爭取過去。
泛民主派在跟北京的論述戰中節節後退，關鍵在於長久以來沒有好好發展香港本地政治論述：他們只有從律師的角度，以普通法精神解讀基本法，跟北京咬文嚼字；或者從管治效益的角度，指出民主制度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利。可是，這兩套說法已不足以應付當前形勢。在「摸着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北京有一套對香港清晰的政治定位，從國際政治角力到中國全國形勢到香港經濟出路等等，面面俱到。可是香港泛民主派卻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套相匹配的多層面政治論說，以證成香港人應該有的共同政治目標。譬如，至今我們都沒有論述清楚，撇開那本不是由香港人制訂的《基本法》，為何香港人有權自決前途，而不是受北京控制？也沒有人講清楚，一國兩制五十年後的彼岸，香港人應該有什麼政治選擇？更沒有人探究，如果我們不想被北京在經濟上綑綁，香港有沒有其他出路？
沒有發展更堅實和深刻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藍圖，就沒有發展群眾的新動力。泛民主派在北京代理人大灑金錢圍剿下，首先失去的是地區樁腳，五百多席的區議會議席中只能保住一百零一席。立法會選舉方面，這一屆還有條件否決政府提出的篩選特首方案，如果繼續食老本，到一六立法會選舉後，可能連三份一的否決權也保不住。
眾所周知，佔中是主流民主派爭取普選的最後一擊，但按目前的形勢，佔中短期內能夠做到的，就是令泛民下定決心否決有篩選的選舉方案。下定決心否決方案未必是最難，最難是在劣勢下有力地提出否決方案的正面意義。如果否決單單是為了延續香港沒有普選的不穩定狀況以維持政治矛盾的張力，那只是把死亡的時間勉強押後。我認為，民主運動參與者應該對否決方案建立三個共識：
（一）香港民主運動不會因為佔中未達目標而結束；
（二）但是，一個時代已經結束。成形於八十年代初，靠着八九六四壯大的泛民主派已經盡力，但未竟全功；
（三）香港民主運動需要重新出發，否決方案是為從佔中出來的新一代民主運動參與者換取時間，重做前人沒有做好的工作：發展更深化的本土民主論述；也要回到地區政治戰場，在區議會選舉中將失去的地方支持重新爭取過來。
近讀台灣民主運動歷史《百年追求》，一書三冊，包涵日治時代爭取成立台灣議會運動，國民黨來台專政初年知識分子爭取言論自由的抗爭，以至黨外參政到成立民進黨，每一階段之間既有斷裂又有繼承。我想像，他日如果輪到我們寫香港版的《百年追求》，佔中和再次否決政改方案應該是第二冊的終結吧。第三冊如何開始，還看年輕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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