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管中祥
7月26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青年專業論壇」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他會簽名支持由「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簽名反對佔領中環活動。他還說：
香港的言路是暢通的，我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大家可以用種種合法的方式、合法的渠道來表達自己對包括政改問題的一些想法和訴求。
不過，幾乎同一時間，梁振英就被打臉，香港備受矚目，每日點閱高達三十萬的網路媒體「主場新聞」宣佈停刊。「主場新聞」創辦人蔡東豪在聲明中語焉不詳又充滿暗示地表示：
「原來今天的香港已經變了，做一個正常公民、做一個正常媒體、為社會做一點正當的事，實在不容易，甚至感到恐懼 — 不是陌生，而是恐懼。由於當前政治鬥爭氣氛令人極度不安，多位民主派人士，被跟蹤、被抹黑、被翻舊賬，一股白色恐怖氛圍在社會瀰漫，我亦感覺到這種壓力。還有，作為一個經常往返內地公幹的商人，我得承認，每次過境都會提心吊膽，但這是我過分疑神疑鬼嗎？那種感覺，根本不可能向外人説得清楚。」
對比香港這幾年出現以關切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的網路媒體，「主場新聞」的內容相對大眾化，除了公共事務，也提供大量的娛樂、文化、生活資訊。「主場新聞」有不錯的政治評論，在反國教、佔領中環、六四、七一等香港重大議題上，都能快速提供精準資訊及犀利評論。「主場新聞」也很能善用網路特性，吸睛的視覺圖像、靈活的社群經營，以及由部落客及其它網媒成為主要內容供應者的作法，都是「主場新聞」成功的原因。
不過，更重要的因素是，「主場新聞」為日益緊縮的言論空間，提供了一線希望，或者，想像。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雖然傳媒市場競爭依然激烈，但在言論及新聞自由卻受到嚴重影響，特別是2002年頒佈香港基本法第23條，對香港言論自由產生極大的威脅。香港傳媒學者陳韜文、李立峰就說，香港媒體面臨「再國族化」的處境，受到中國政府有形、無形的影響非常嚴重。
雖然，香港政府特意訂立可能箝制新聞自由的法例，例如纏擾法、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等，都被視為是特區政府為順應中國政府而進一步收緊對媒體的控制。不過，在基本法中卻也明文指出香港人享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看起來香港的新聞自由受到基本法及司法制度所保障，但，這幾年香港傳媒機制及媒體人的自我審查、所有權控制，以及遭「不名人士」暴力相向情形卻更為嚴重。
例如，在「反國教運動」中，香港兩大電視網—無線及亞視在立場上一面倒地討好北京政府；相對獨立的「香港電視」無法取得營運執照；明報前總編劉進圖、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遭襲擊，「香港獨立媒體」也曾被四名歹徒闖進辦公室，用鐵鎚砸毀多台電腦等辦公用品，當然，還包括蘋果日報因報導佔中事件引來駭客狂亂攻擊，這些有形及無形的力量都試圖打壓香港新聞及言論自由。
「主場新聞」雖然停刊，但仍有許多人不死心，打算在網路上繼續闖出言論自由的天地。「主場新聞」的寫手們成立了「主場新聞博客群」粉絲專頁持續發生；資深媒體人利世民也宣佈在這週五成立新媒體檔開辦《全民媒體》，除了作為「百花齊放，有容乃大的平台」，也要證明資本主義是捍衞言論自由的最有力防線。
網路媒體經營不易，但商業化未必唯一的出路。「主場新聞」雖然點閱率頗高，但廣告主卻裹足不前，這說明了諸多不理性的政治因素干擾著被期待理性的市場，若只依賴廣告作為主要的經濟來源，恐怕難敵無所不在的政商結盟惡勢力。
事實上，在2003年香港七一遊行後成立的「香港獨立媒體」，是一個透過公眾集資營運的網路媒體，成立至今已超過十年，這是香港第一個以推動獨立媒體運動為宗旨的組織，以推動香港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為目的的媒體。他們認為，過去數年媒體立場單一化的趨勢，異議評論空間的萎縮，已足以證明資本主義的媒體制度，往往只是以利潤法則為依歸，為了遷就開拓中國市場的 「商業決定」 ，不少包容異議的自由言論空間卻被犧牲掉。獨立媒體的存在就是為了對抗新自由主義下的香港媒體與政治環境，拓寬民眾的思想、言論、創作、和想像空間。
「香港獨立媒體」的主要收入來自每月的小額捐款，雖然不多，但也能維持營運，每天的瀏覽人數大約只有2至5萬，雖然不像主場新聞的瀏覽量，但在香港當地也能有小小的影響力，特別是這幾年香港主要的社會運動，包括2005年在香港舉行的反世貿集會，2007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2010年「保衛菜園村」和「反高鐵運動」，以及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3的「香港電視」運動，都可以看到他們積極參與的身影，同時也是抗衡主流媒體，對抗主流政體與主流價值的重要另類媒體。
媒體能不能獨立，言論自由能不能挺住，依賴廣告的商業營運恐怕只是方法之一，一個社會能不能有真正的媒體自由，需要的是更多公民的直接投入，若能跳過廣告商，透過小額捐款成為這些另類/獨立/媒體的支持者，不單只是作個觀看式消費者，而是參與式的伙伴關係，獨立媒體才能真正的獨立，並且走向更長遠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