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倩
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中，由滅火器創作的〈島嶼天光〉一出，在經過學運領袖的加持之下，成為街頭巷尾傳唱的歌曲，很多人這時才注意到台灣的獨立音樂和創作樂團這塊領域，而參與社會運動似乎也成為當今樂團必經的過程。
站上社運的表演舞台，就好像20年前參加全國熱音大賽一樣重要，只是評審換成了採訪媒體和參與群眾。
其實台灣樂團在10多年前，就已是各社運團體攏絡的對象。我的意思是說，早在10多年前，社會運動還未為成公民的主流意識時，就有許多台灣樂團積極的參與各種社會運動。
薄荷葉大概在2004年左右開始參與社運，一開始是因為我們那時的鼓手鄭凱同，在淡江傳播所成立了一個推動媒體公共化的組織「另類媒體發電機」(AMG)，當時的我雖然還有點懵懂，但也跟著一起辦了一些講座和表演活動，同時也學到了一些參與社會運動的「技巧」。
為什麼說是技巧？我記得當時來參與的樂團不少，但印象最深的是Green eyes的主唱老王在表演之前很認真的問我，什麼是公共化？為什麼媒體要公共化？公共電視(13台)難道不是公共媒體嗎？一連串的問題讓我有點招架不住，也開始意識到，如果自己不去認真的了解這些議題，提出一套有系統的論述模式與個人意見，那麼所有的參與都是無效的。
差不多的時間點上，新莊樂生院面臨拆除危機，薄荷葉也和一些樂團朋友，濁水溪公社，吳志寧等，前去院內參訪和演唱。活動之後的某晚，我在公館雪可屋和研究所同學喝咖啡，遇到黃一晉正在跟樂青成員開會，他們想要在遊行的現場，以三跪九叩的方式吸引媒體注意，我說我不會參加這種街頭遊行，那不是我在行的事。
樂青的一位成員，當下用很嚴厲的方式指責我，說你們這些樂團，來唱了就走，倒底有沒有真正關心過這塊土地，這些院民？你們這些樂團，只不過把社運場合，當成是自己的表演舞台！
因為這次事件，後來我在參與社運活動時，更加的小心翼翼，因為我知道，樂團主唱眼前的麥克風，在社運場合中不僅是拿來唱歌而已，更具有對群眾宣揚與溝通的任務，說到底，就是一個權力的象徵。
掌握發言權的人，即掌握了權力，而不管為了什麼目的站上社運的舞台，樂團本身就應該要去承擔這些社會責任。
因此2005年暑假，AMG和「綠色公民聯盟」一起籌畫的「愛音樂，救沙灘」活動中，我用了最大的努力去了解核四的議題，在海洋音樂季開始之前，跟著綠盟的愫欣到貢寮一日遊，看記錄片，找資料，開會…。我給自己的任務是，藉由與國璽學長合唱的機會，挺進後台，把這個議題和脫拉庫，五月天，董事長，四分衛，亂彈阿翔等超級搖滾樂手分享，看看他們能不能在舞台上，把核四的議題，用他們的方式，傳遞給現場的5萬民觀眾。
對許多獨立樂團來說，參與社運並不代表妳一定要為這些議題寫出什麼主題曲，因為那真的很難，我欽佩吳志寧、農村武裝青年阿達那樣的音樂人，可以創作出這些深刻的人文關懷和社會批判，但多數時後，關心議題本身就是一種參與，而每個人的表現方式都不相同。
和許多熱血青年相比，我不是一個太有社會正義的人，對政治又特別無感，去過幾次抗爭現場，公部門的暴力總讓脆弱的心靈崩潰，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記錄這一些過程。
有時，沉默也是一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