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溦紟
《街報》誕生的2013年9月，其實並非偶然，那是夥伴們一直想做的事（之一）。當時第13屆大選結束一段時間，眾意和夥伴平臺終於不需要被大格局的優先順序所主導拉扯。有的夥伴認為階段性任務已完成，而選擇在事業和人生抉擇上轉彎。眾意還是馬不停蹄地在眾多組織重整、元氣修復、方向整頓的過程中，決意要趕在下個大選氛圍又來攪和之前抓緊契機，趕緊回頭做自己想做的媒體。（來不及在這裡書寫的是，這樣畸形的組織形態是社會結構不完整扭曲下的結果。你說為什麼《街報》藏在《火箭報》？我會先問這個媒體制度有沒有提供友善的讓非主流媒體長出和生存的空間。）
回頭看過去一年的《街報》，這應該是最靠近眾意團隊信念的形式，不管是議題設定、關懷路徑還是組織形態。換句話說，《街報》是眾意的延伸，受到最少林林總總非眾意團隊不擅長的考量，長出最靠近自己的習氣，展演了它的可能性和實驗性。
《街報》基本上向讀者展現了它介入現實政治的態度和方式。馬來西亞正經歷著政治民主化的歷史性關鍵，政黨輪替的主流政治與公民社會運動的多樣性並行發展，我們就在這兩者之間從自己的社會關懷主旨，感受著社會變動的溫度，用偏好的視角和筆觸呈現給讀者。
我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學會了命名自己所偏好的路徑。剛開始的那一年，清楚地感受到第一種與周遭隱晦的格格不入，當時在腦海不斷環繞的關鍵字包括與後殖民、後現代相近的字眼。社會中彌漫著推倒國陣、社會要進步發展，建立一個“真正”現代化國家的圖像，心裡卻是充滿焦慮的，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發問：為何發展、為誰發展，包括質疑對民族國家的給定態度。在一個急迫尋求答案與解決方案的國度裡，我們發現自己比較希望投注的是發問的多樣性。
作為一個交錯在社會、政治、出版工作的團隊，越是在這些重疊的組織網路裡混久了，又開始感受到第二種類型的格格不入。過去覺得可以在認同同一個大方向的組織工作聯結是一件難得的事情。日子久了，就會開始在組織團隊之間、內部開始競逐大方向下a1、a2、a3的細微差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自己厭倦了宏觀論述的優越，又忍受不了那種去結構的微觀論，慢慢發現自己要找的路其實藏在這兩者之間，卻又不能簡化成為“中層”、無以命名的XX。
一直到最近細細讀遍《街報》過去一年的書寫積累，包括對照自己在其他夥伴平臺的位置和偏好視角才搞懂，我們其實深受反思多元文化思潮下，所倡議的文化批判、文化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刻影響。至少，這是這個階段的暫時性詮釋。那也凸現出我們與現時社會氛圍，主要透過黨團、非政府組織、藝術工作、評論書寫介入現實政治的第三種格格不入。我們所做的事、所書寫的文字、所想像的畫面，對很多人而言是一種現實的抽離，這是我們自己需要面對的質疑。不過，我們卻直覺地認為它其實是介入現實政治的一種，透過《街報》的存在和經營本身，突顯出社會其實還有另一種路線需要開展出來，去承接社會力的某一空隙。
《街報》自許要培養自主公民，期待人們夠成為社會主體，即相信有介入和改變的可能，並且有能力與各方勢力尋求聯結甚至對抗。但是，現階段的《街報》較能完成的，不是直接反應時下政治社會運動議題的變動。相反，它是給社運組織者在論述上接力的平臺，同時看到組織運動和議題經營的多樣性。《街頭話題》、《街頭人物》、《街邊社》、《街頭通識》等欄目裡，仿佛隱隱約約地朝往這個方向去實踐。
長時間在組織與現實政治裡拼命的組織工作者，無一不感受到能力與知識上的快速內耗。更多時候，個人和集體承受著各方壓力和考量，讓大家在派系、立場、資源配置、人事鬥爭中鬧得遍體鱗傷，卻無法從論述和心靈上出走解放，最後讓自己在組織內外變得裡外不是人。很多時候，我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不斷地炯炯燃燒，結果回頭一看，發現自己不過是自焚而非照亮。
某一種程度上，《街報》想要、可以也應該去承接這個角色，記錄各議題組織者的工作狀態，去看見其中的複雜和多樣，給這個社會的某個階層接接力，讓他們透過文字看到其他組織者生存狀態的異同，同時能夠喘口氣繼續走下去。有時候，有能力好好地說清楚他們正在努力的議題是什麼，而非反智地要他們回應也可從維琪搜尋得到的常識性答案，也算是媒體應盡的責任與義務。
承載著《街報》內容生產如何可能的條件，還包括幕後後臺的組織和生產方式。編輯團隊在眾多紛擾的雜事中：籌辦專題演講、企劃書籍、籌備社會民主圖書館設立，長期在不斷快速轉換頻道的狀態中，每日進行著同時間並行發展和規劃的案子。
對於組織內部採用專業分工的有效和迷思，我們一直有所警惕。集體協力、輪流制、多樣性地學習、一個拉住一個地學、對組織整體性的理解，是街報/眾意比較偏好的組織方式。我們一直希望能夠保護組織有機聯結的特性。這類組織的挑戰和局限是（它到底成不成一個“類”其實我也說不太清楚），它非常考究成員之間如何平衡知識的掌握而連帶衍生出來的權力，與位階（主管、主編、助編、編助之間）平等關係的拉扯。當某一成員的知識和思辯能力在組織內部較處於弱勢時，某一種信任和等待成為了我們與時間和學習能力賭博的交換籌碼。
這個知識的親近性，在機緣巧合下，新紀元媒體研究系不知不覺地成為了我們看見與聯結彼此成為隊員的仲介。我和楊小潔相識於2002年第三屆媒體系；2008年期間因媒體系教育權風波而與當時剛畢業的媒體系生鄧婉晴聯結；Adrian Wong（黃偉宏）和Esther Chow（周慧盈）則是我們畢業後回去新院教書時的學生，當時歷經新院風波後的媒體系，還有幾位堅持媒體批判思考的全職老師滋養著。
我們後來都相繼成為了工作夥伴。一直到了某次的爭辯中，聽Adrian和Esther兩個人轉述如何對應別人對我們的質疑時，才發現某一種知識上的接力在不同時空階段和場域莫名地發生，而恰巧在那次的場合中發酵收成。那也是讓我再次意識到實質空間對於知識與經驗再生產的重要性。
我和楊小潔自2002年至今還在跳著不協調的雙人舞。不同的是，隨著隊友的增加，主旋律的延續可以透過不斷在隊員間替換舞伴而找到某一種接力。在他們幾個投入《街報》每期的內容設定討論和書寫時，我其實大部分時候都沒有參與，忙著應付著組織對政治/社會動脈的感應，而不斷創立新平臺的架構，同時協調新舊平臺之間的資源配置和協調。沒有底線地做時，即允許某一種類型的不分工是我們漸漸發現自己和別人大大不同兼自找麻煩的病態特質。
回頭想想，《街報》可以成行也許也在於受到我最少的干擾。但是，關於《街報》的方向、整體排版設計和打題修飾，我斷斷續續地參與。它的整體樣貌和精神的確立，除了編輯會議外，另一個場域是透過楊小潔的串門子、打斷正在處理行政管理的我所完成的。編輯與行政在我們兩個之間的分工算是我們合作以來的默契。但是，在不能忘記整個團隊都必須經營內容構思能力的前提下，即使忙得快瘋，不准放棄任何一個人大概是我們未言明的共識，一個拉住一個。
我和她這12年來的學習與工作路徑70%相近，那份堅韌的依附、信任和默契，讓我（們）一直在打破質疑中爭辯又同時接力把任務延續直到完成。我們兩人累積快速對話的能力，是我們得以快速達成共識的關鍵，同時也造就其他成員無法同步成長的殺傷力，而婉晴成了這一路上我們反照的重要化妝鏡。即使她每天和自己內鬥，想要在我們兩人之外找出自己的主體性，卻矛盾地不想自己不重要。我們都一樣，所以一個拉住一個。另外兩個新加入的小瓜，也成為了我們的提醒，別忘了初衷，不要想太多。是他們每一個成就了《街報》，也就是眾意，也就是我們。
下一步，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不是沒有從各地另類/非主流媒體的組織經驗中學乖。不只是《街報》，包括眾意所在做、想要做的事，如公民出版、專題演講、社區營造、理論課程、讀書會等，在既有的現實社會中，我們都是當作隨時會逝去的平臺而拼命的。在總是有更重要的優先目標底下，有人能馬上給你一列排出的理由，說明你想要做的事可以再等一下。曾經隊友問，如果這個平臺有天逝去，你們要做什麼。我們搖了搖頭，其實不管去了哪裡，會做的、想做的還是會一直在做，因為我們只會做這件事。尤其經歷過數年工作與組織的磨煉，自己生命的優先順序就會被淬煉出來。
正因為這個想見，我們決定印刷這本一周年合訂本，決定籌辦一周年活動來看見讀者，看見你。謝謝你，讓我們用飛蛾撲火的姿態，衝撞社會。
張溦紟
一度以為口語傳播是畢生志業，後來輾轉在傳播研究和社會學中，發現書寫是另一種論述的力量，遊走在理論與實踐間，痛苦幷快樂著地實驗另類媒體的各種可能樣貌，作為參與社會的自我定位。
**此文為《街報》周年合輯的推薦序。《街報》周年合輯集結了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的12期《街報》完整內容，只限500限量出版，網路發行，歡迎流覽訂購處：http://gentamedia.com/product/street-voice-package/
眾意媒體將於10月1日至5日，假茨廠戲院街 Lostgens’ 舉辦“《街報》一周年：一切從街頭開始”系列活動，包括主題書展、展覽、講座分享，及紀錄片播放。活動詳情歡迎流覽眾意媒體面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