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蔭聰 本文由公庫合作伙伴香港獨立媒體提供
前幾天，我在自己的面書上寫道：
「世界上有哪個城市的統治者會對市民如此傲慢？！
1989年4月17日，北京幾家高校約幾千名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提出9條要求。翌日，黨中央、國務院邀請王丹等人進人民大會堂，接受請願書，人大常委會委員劉延東亦接見學生代表。
2014年9月22-26日，香港大學生、中學生及市民連日罷課集會，出席人數以萬計，要求梁振英出來對話，但他及其一眾官員竟無一人出來見學生。
即使是門面功夫，特區政府比80年代的專制中國政權也不如！」
我後來發現，我罵得實在太溫和了，也把如今香港及北京政權描寫得太「善良」了，他們不只無動於衷，他們根本就是想借機用警察（背後有未出動的解放軍作支撐）控制群眾運動，控制社會！他們比1989年4月時的北京政權更有準備。
香港成了戰地
今天下午數以萬計的群眾自發湧至夏愨道及干諾道中等，突破警察防線，其速度之快，其量之大，也許在警察意料之外。但同樣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警察可以在三個小時內，迅速地決定用催淚彈驅散人群，用警棍、長槍指向市民，甚至舉起「速離否則開槍」威嚇市民（有傳聞已發射過塑膠子彈）。在我們記者拍攝期間，一名警察當面跟她說：「馬上走！否則我開槍！」一時之間，香港成了戰地。
根據我們過去經驗，香港很少像個戰地，即使有，也不會如此急速。例如2005年反世貿示威，香港警察在面對韓國農民直接武力衝擊會場時，才出動催淚彈及布袋彈（之前只有胡椒噴霧、輕型水砲等等）。而且，當年過千示威者滯留在告士打道一整個晚上，警察才清場。因此，這次警察的反應是出奇地快速，很明顯是早有部署，要比之前更快速地武力升級，製造恐懼。
製造額外恐懼
警察或軍隊的武力，本來早已構成一種深入社會肌理的恐懼，曾經希望維持現狀的「香港居民」其實是帶著絲絲恐懼的，尤其是香港這個六七暴動之後成長起來的社會，尤其如此。人們害怕暴動，其實也害怕鎮暴的武裝力量，這亦解釋了香港反抗運動相對鄰近地區都溫和的原因。然而，如今的政權要製造額外的恐懼，為甚麼？
我想到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習近平上台之後，聯同鷹派，結束由本土資產階級及政治精英的間接統治，透過港澳辦及中聯辦直接統治這個棘手的香港公民社會，因此，商議政治已結束，沒有政府官員出來對話是必然的。中共就是要建造專制資本主義，所有資本家特權階級要在它的庇蔭下而活，中共在大陸的統治不需形式民主遮醜布，在香港只需「假民主」便足夠。
第一個原因，與第二個原因相關，為甚麼統治者會覺得香港公民社會愈來愈棘手？因為，人民愈來愈不怕政權，而政權亦私下已開始有點害怕人民！武力的提升，以強大警力接收管治社會，就是要馴服這只初生之虎。
香港人民的誕生
香港人不再是委曲求存的「居民」，而是懂得實踐自身權利的「公民」，而且是準備要行動的「香港人民」。警方多次發放催淚彈，仍然有市民在街頭且戰且退，走了又回來，不能說人民完全不害怕武裝力量，我們也許還未到革命人民的水平，但卻看到人民有道德及行動堅持的，這份堅持超出佔中三子與學聯的想像與期望，他們甚至不屬於任何既有社運組織的。他們未必有複雜的意識形態或革命思想，若有的話，也是一種直接的地方感情、平等意識及自決精神，他們自發，有行動力，有樸素的道德感與義憤，有頑鬥精神。
政權應該害怕人民，尤其是不講公義的政權。沒有公義，沒有和平，人民渴望和平，但政權不要妄想在不義的制度下有和平。這是一個抗命的年代，是一個人民要奮力，令政權感到害怕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