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毓斌 圖/香港獨立媒體
面對北京當局封死了自回歸以來引頸期盼民主選舉特首的夢想，香港社會展現了國人所不熟悉的一面，從觀光大城、貿易轉運港與金融之都搖身一變，成為公民抗命、學生罷課、佔領靜坐的世界頭條。這是一場香港民間力量對抗香港統治階層與北京政府的戰役。
香港本地雖然出現許多政黨，但是在缺乏民主普選的情況下，並沒有哪個黨可以稱得上執政黨。親北京的政黨並沒有最終執政權，而各民主黨派更是經常被小圈子選舉出來的特首以及北京所攻訐與壓制。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派政黨的力量非常有限，相對地民間社會力量則在政治轉型中扮演了極為吃重的角色。香港民主力量所遭遇的，是資產階級、親北京政黨、特區政府到北京中央政府所結成的牢不可破的一條龍陣地。但香港的公民社會有幾個獨特條件，可以在面對北京政府時，讓世界看到如此震撼人心的行動。
第一、香港中產階級不是態度支持民主而已，而是有過實際的集體行動經驗。從1989年支持天安門學運的數次百萬人大遊行，歷年來的六四晚會，到2003年或者今年的五十萬人七一大遊行，這些對於一個都市來說，都是很強烈的有關於社會正義的集體記憶。我自己曾在2005年香港反世貿抗議行動週時，親眼目睹銅鑼灣上下班的白領人潮，對著被官方與媒體標籤化為暴民的韓國農民運動隊伍，熱情鼓掌高喊加油，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第二、香港中產的專業人員有很高的組織性與抗爭經驗。舉例來說，香港的中小學教師在港英時期就大規模罷工過，而在1973年組成了香港最大的工會：「香港教協」。自從成立以來，教協在民主化運動中就不曾缺席。另外，像是社工員、基層職級的公務員，都同時是工運與民主運動中的活躍成員。這是為什麼我們上週日會看到，教協與社工總會同步宣布從周一開始的罷工動員令。
第三、香港的高等教育有著學生運動的傳統與組織力量。香港各大學的學生會繼承英國的傳統，實踐了union的團結精神，樹立了在校內與校外關注公共事務的傳統，並很早就進一步聯合成立了跨校組織「學聯」。近來，這股關注公共事務的精神往下延伸到高中；上週五被捕的學民思潮黃之峰，香港政府不只關他四十小時才釋放，還派警查去搜索他的房間。黃之峰多大年紀呢？他是1996年次的。這股學潮也感染了許多社會青年，成為反抗行動的先鋒。
第四、香港的公民團體有較高的政治化準備。無論是港英時代或者回歸之後，政府對於社會安全以及勞動權利都採取了消極的態度。所以香港的民間團體從經費人事到政策推動，都必須靠自己；既沒有議員可以幫忙，也沒有政府補助可以申請。但也相對地養成了獨立自主的實力，同時對政府施政得以維持高度的批判力道。因此，我們在香港這波爭普選的行動中，看到許多工會、社區組織、婦女團體、反迫遷居民團體、文化團體都投入了第一線的組織與動員。
這場仗很難打，但是對香港來說，卻是無可逃避的：民主只有靠爭取才有。從社會力分析的角度，特殊歷史脈絡下發展出來的民間社會，足以展現大氣魄來因應這場戰役。而港府上週日所使用的催淚瓦斯、胡椒噴劑、塑膠子彈、音波砲，除了引來國際人權團體的批判之外，顯然還不能驅散香港強韌的公民社會力量。
本文同步刊於台灣蘋果日報，標題為：香港社會怎撐起這場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