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中祥
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在和學生座談中，回應外界質疑《台灣立報》及《破報》的存續問題，他略顯激動地說：我們是來辦學的，不是來辦報的。辦報是為了能夠支援我們教學，提供實習機會，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光彩，你如果發行只有六百份，我請問你們增加了什麼光彩？
吳校長說的數字未必正確，在立報停刊前，發行量大約仍有兩千份，但不論六百，還是兩千，《立報》的紙本發行量的確不高。
以發行量評估報紙存在的價值，恐怕是真的不了解新聞媒體存在的價值。用個未必完全貼切的類比來說，紐約時報、衛報的發行量和以銷量見長的幾家「小」報比較，當然不高，但不會有人說這兩家報紙沒有存在的價值；《四方報》發行量約兩萬份，遠遜於許多主流報刊，但《四方報》存在的價值豈是些大報能夠相比。
一份報紙要有多少發行量才有價值？雖然見仁見智，但如何認定報紙的價值卻反應出評價者背後的價值。吳永乾究竟怎麼想，或許並不是那麼重要，只是吳校長說的這句話，和世新及《立報》的創辦人，同時也是世新前校長成舍我的理念相互對照，恐怕是極大的諷刺。
1988年1月1日報禁解除，《台灣立報》於7月12日創刊，當年91歲，視力殘弱，一生以辦報為職志的成舍我，在發刊辭上寫著：「我今年已九十一歲，正應迅速退休，頤養晚年，靜待最後一天的來臨。不特時間極短的中國新聞史，沒有九十一歲的人創辦新報，即在世界新聞史中，似乎也沒有任何國家的高齡老人，敢如此胡塗冒險。」
一份新的報紙是沒有發行量的，但無損於他成立與存在的價值。《立報》剛發行時，要錢沒錢，對手環伺，前途一片渺茫。但為什麼成舍我卻敢如此糊塗冒險？他說，除了要「供應世新校友及在校同學，實現其所學的新聞理論及增進其技術。」更重要的是，「開放報禁證明台灣確已有新聞自由，並證明我四十年前的誓言，雖然中共能摧毀我的世界日報，但無法摧毀我畢生獻身新聞事業，發揮正義，反抗暴力的意志。台灣《立報》將百分之百為搶救國家生存，維護人民福利，為人民說話，永遠不受任何黨派及資本家操縱。」
無黨無派、自主獨立、對抗強權、弱勢發聲，是世新存在及《立報》成立的重要價值。
世新的特色之一就是廣納異議者，當時，受白色恐怖壓迫，不見容於當道的知識份子，不分統獨、不論左右齊聚翠谷作育英才，這些平日見面會吵架反叛人士，即使生毛帶角，意見不同，但卻共同對權威體制不滿，並且起身對抗。成舍我不擔心政治上沒禮貌的「壞人」帶壞學生，世新反倒成了這些人的避風港，也為學校培養出許許多多異議人才。
這樣的辦學理念雖然老派，但卻是大學存在的基本價值，因為大學本來就不是要為權力者服務，也不是要培養企業最愛用人才，而是要能創建自由與多元的風氣，實踐批判精神。
《立報》不是台灣報禁開放後第一份發行的報刊，但卻是解除報禁至今，維持最久的報紙。不論是報禁後才成立的首都早報、中時晚報、太平洋時報、環球日報，或者老牌的中央日報、民生報，這些依恃政黨或廣告經營的商業媒體早已一個個退出市場。而一直不被看好的《台灣立報》，不但能在世新大學的支持下持續經營，更重要的是，不靠財團、不靠廣告的營運模式，也讓《立報》在逐漸右傾、強調利潤價值的媒體市場，仍能堅持報業應有的獨立與多元精神。
《立報》雖小，勞動條件也差，但卻是台灣少數能連結弱勢，持續異議的媒體，不但有犀利與相對左翼的言論，也創立其它媒體毫不在意的性別版、族群版、東南亞版，並孕生了《破報》與《四方報》。在諸多重要的社會議題上，例如樂生保留運動、反國光石化、反戰、大埔案、河岸迫遷，《台灣立報》不只大量報導，更扮演起監督者的重要角色。
成舍我辦世新、辦《立報》時，未必存在著宏大或是高調的「左派」思想，他要辦的只是「大眾化報紙」，這份報刊不是為了資本家、廣告而存在，而是要滿足大眾在各樣知識與資訊的需要，是讓大眾發聲，維持批判性言論的存在空間。
成舍我在臨終前無法言語，但仍然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下：我要說話。這樣的精神也是辦《立報》的精神，因為他曾說，《立報》為確實做到「為老百姓說話」，這正是發行量只有六百份的《台灣立報》的重要價值。
對於《立報》及其與世新的關係，成舍我在《台灣立報》創刊辭說的十分明白。他說：
台灣《立報》，今日創刊，我雖不敢確保這張報必將辦得光輝燦爛，十分精彩，但我定可確保，這張報一定能發揮正義抵抗暴力，為老百姓說話，不但不會依附任何黨派，並將永遠不致如英美等國家報紙，儘管不是黨派的政治工具，但卻是資本家的發財工具。「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是財團法人，世新的台灣《立報》，當然也就是財團法人，英美報紙往往為投資者或大幅廣告登戶所操縱，相信台灣《立報》，永遠不會發生此弊害。
成舍我的一生都在和政治巨獸，財閥資本戰鬥，不論是辦學或辦報，都是要在政商結盟的資本主義社會殺出血路，堅持辦學及媒體的多元與批判精神。沒想到在過逝23年後，卻被繼任者狠狠打臉，若是地下有知，不知如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