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庫合作夥伴街報提供，文/王慧儀（實踐移工組織的行動者）、劉嘉美（記錄基層的文字苦力）
沒有人會質疑，今天我們正身處於深被全球化影響的時代，不管是求學、就業、旅遊、婚姻、定居，已不局限於原生的家鄉和國家。隨著交通、科技與資訊的日趨發達，跨越國界已越見普遍。這種便利所帶來的好處與方便，使得主流社會在歌頌全球化之時，卻忽視了全球化同時帶來連串的破壞與危機：環境的破壞、貧富懸殊的加劇、在地文化的喪失，以及對個人而言，就是傳統意義上“家”的喪失。
隨著資本的擴張和跨國游走，勞工遷移成為了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必然現象。從農村到城市地區、從第三世界國家到已發展國家尋找工作機會，已成為了勞動者為了生存，沒有選擇的選擇。
要承受離鄉背井，進入陌生、甚或充滿排他敵意的他方，其背後的驅力與欲望，同時包括了追求現代化和實現個人自主的元素。勞動者期望在出國打工的歷程上，改變他原有的階級位置和社經地位，好擺脫原來的命運。在這些勞工群體中，不乏這樣的故事：在外國打拼多年，為的是儲錢回國做點小生意或置業，又或年輕女工不想太早步進婚姻，而選擇離家擺脫家庭壓力。
在這個意義上，出國的勞動者不管是基層低技術工人，還是具學歷技術的工作者，其背後都存在著相近的推動力，促使他們或無奈或半自願地離開母國，尋找機會。對於基層低技術的勞動者，他們處於全球生產鍊的末端，那是最缺乏議價能力的位置。
出走為了更好的生活
Vi和其他的移工一樣出生在農民家庭，在緬甸曼德勒（Mandalay）的農村種植花生，經常需要付出昂貴的成本才能進行種植，大部分盈利都是中盤商吸收，有時碰到花生收成欠佳或市場價格崩盤就會血本無歸。農村極少工作機會，薪水也非常低，農村苦力的日薪只有馬幣四零吉，一家過著窮苦的生活。Vi家裡的田地年年欠收，加上村內的牛頭（註1） 慫恿之下，把心一狠抵押了土地，借了馬幣四千令吉還了仲介費，來到大馬霹靂州一家小型椰漿工廠工作。
來自印尼的Jo也面對相同的命運；原本在農村耕作，靠養鴨子，賣鴨蛋或一些農作物過活，可是面對養殖鴨子的飼料越來越昂貴，無法負荷種植的費用和養活家庭，只好離開到海外工作。他在泗水的家鄉有許多人都到海外，例如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打工，而馬來西亞是眾多國家之中費用最便宜，能夠用最簡易的手續快速抵達。
馬來西亞引進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越南、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勞工，多數都是透過仲介代理公司或職業訓練中心的引介到海外工作。以印尼為例，該國的海外勞工39條例（UUNo39/2004）執行Satu Jalur Pintu（單一管道）政策，所有海外移工必須強制經過仲介或職業訓練中心才能出國工作，同時必須承擔各種仲介費，有些則須靠每個月的薪資來支付出國的貸款，換取短期的工作契約。外籍勞工必須支付的遷移費用，包括：機票、介紹費、健康檢查、簽證等各種費用，有的強制購買或透過海外國民卡（Oversea ID Card）來支付保險。許多勞工因此而被迫欠下貸款，必須透過每月領到的薪水來償還債務，造成移民工呈現被迫勞動的狀態。
另外，一些外籍勞工領著旅遊簽證前來打工，尤其是鄰近國家的勞工，例如柬埔寨、泰國以及印尼。Jo賣掉所有的鴨子也不夠錢支付仲介費，但為了養活家人，只好鋌而走險用旅遊簽證來馬，以免去仲介代理公司或職業訓練中心昂貴的費用，也無須等待漫長的時間。
移工貢獻長久被低估
當我們在衡量外籍勞工對本地的貢獻時，常有一種說法，就是移工的收入所得一般只能獲得法定最低工資，甚至是更低的標準，實際上以這樣的薪資不太能聘請到本地工人，但是，即使如此，若是對比移工母國的薪資水準而言，在馬來西亞的薪金已足夠應付移工在母國的支出，並以此來論證，移工和本地工人的同工不同酬是合理的。
可是，這樣的分析建基於將“生產”與“再生產”分離，那就是移工在馬來西亞工作，但消費卻發生在母國。然而，值得探討的是，這樣的假設是否合理？在柔佛巴魯的工人宿舍中，我們與工友們談起他的消費習慣，每月薪水約900令吉，扣除每月近百元的宿舍租金和水電費後，可支配的收入並不多。一位工友分享說他每月的生活費，包括食宿基本開支約花600至700令吉，他笑說手頭很緊時，只能少打電話回家，電話費也是他們不可或缺的開支之一。所幸的是，他的仲介費用已還清，不然，生活就更困迫了。
2014年我國實行最低薪資，而外籍勞工的薪資也隨著政策而調漲，似乎也能夠和本地勞工一樣賺取同等的薪資，可是外籍勞工卻必須承擔兩國的經濟壓力。這天，Vi到市鎮買智慧型手機，這是他在大馬工作將近8年後，第一次有剩餘的錢換手機。
Vi認為雖然大馬的薪水提高，但是物價卻也逐年升漲，包括母國緬甸的物價，賺到的薪水有時也不夠花費，母國的家庭依然過著借貸度日的生活。每當賺到錢，Vi就把錢寄回家讓家人買肥料、工具或田地，繼續種植。遇到市場價格好就能夠還清債務；遇到價格不好時又必須欠債。即使每個月寄錢回家，但是母國家庭的經濟依然非常不穩定，更不用說存錢買機票回家。
在柔佛新沙威硬碟工廠公司（JCY）（註2） 工作的孟加拉工人表示，自從實行900令吉的最低薪資後，卻面對變相扣薪的問題。該公司提供的夜班津貼也從原本的四令吉減少至二令吉，每年的人頭稅、以及各種費用，包括住宿費、交通費、水電費，以及在當地基本生活物價提高等，都被轉嫁到工人身上，但他們每個月卻只領取微薄的薪水。
柔佛JCY電腦硬碟工廠員工宿舍，環境髒亂、擁擠，員工卻每個月必須付50零吉的住宿費。
移工在馬不只是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他們工資中大部分的消費基本上都在本國發生，甚至支撐起一個以移工為消費物件的基層經濟體。在發展主義的驅使下，城市以地產帶動經濟，發展專案、新型樓宇與大型商場的建造，導致地價和租金的快步上升。小商戶和攤販首當其衝，大商場建成後，本地消費確實減少了，有小店老闆直言，“沒有外勞來買東西，根本就做不下去。”傳統沖印店老闆也說，如今人人都用數碼相機，家裡也有印表機了，現在大部分的生意額都是來自移工的生意。
當地各種雜貨店、通訊店、茶餐室的主要顧客都是外籍勞工，大街小巷、公車站、夜市集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蹤影。一些店面改裝成緬甸小吃店或茶室，三不五時就可以看見緬甸勞工喝茶、聊天或觀賞緬甸節目。
外籍勞工不但是當地重要的勞動力也是消費群，支撐當地經濟。
求生存承擔生活風險
護照，除了是“自由”的象徵，實質上也代表了本身的議價空間，代表他們能夠自由選擇雇主和工作地點，不受契約約束。移工圈子稱這類的工人為“Free Column”，但是必須支付高達3千令吉的仲介費或代理費用以取得工作準證；另外一類則是無證勞動，印尼勞工稱為“Kosong”。無證件代表必須承擔各種風險，包括；沒有任何法律保障薪資和福利、沒有醫療照顧，而且必須面臨被員警逮捕的風險。Jo笑言，一切只能靠運氣。
印尼籍勞工相比起其他國籍勞工，多了語言的優勢，也較容易找到工作。Jo原本是在彭亨州武吉丁宜（Bukit Tinggi）的建築工地工作，但是頻頻遇到員警逮捕行動，無法安心工作。最後，在同鄉的介紹下來到了霹靂州漁村。由於地區偏遠市鎮、風險較低，即便薪水較低但是卻能享受寧靜的生活。
Jo來馬已經五年，換過幾份工作，最後選擇薪水較低卻能夠過安寧過日子的生活。
坊間稱無證或無護照返鄉為“後門”（pintu belakang），也就是坐船越洋到印尼棉蘭（Medan）上岸；而“前門”（pintu depan）則是經過領事館。Jo在馬工作將近5年，非常想念家中的父母和家鄉，所以希望明年能夠回到印尼。當筆者詢問是否會覺得害怕？Jo笑說，沒有辦法，這是唯一的一條路。Jo對合法管道回國的方式或程式一無所知，也沒有護照，但為了回家而只好冒險。
來自緬甸孟族的Zaw Zaw在霹靂漁村擔任漁工，來馬一年多。他失去了原有的護照後，從孟族難民辦事處申請聯合國難民身份認定以及大馬居留權。他和大部分緬甸難民一樣沒有工作準證，也經常面對員警的騷擾和逮捕。下霹靂漁民協會主席紀日海認為，如果難民沒有合法的工作權，將會面對生存問題，間接帶來治安的隱憂。
每當遇到員警逮捕行動時，同鄉或當地居民就會幫忙通風報信，大家趕快逃到港邊的沼澤地。Jo坦言，雖然鄉下比起城市風險較低，但是每年還是會碰上大逮捕行動，也有同鄉遭到逮捕。除此之外，在逃跑過程當中，如不小心也會遭遇意外受傷或生命受到威脅。8月中旬，當地一名緬甸籍難民身份的漁工為了躲避員警而跳海，最後不幸身亡。
社會成本誰承擔？
一位元在本國電子工廠工作的孟加拉籍工人Mohamad，他自2007年來馬工作，至今已七年，在這段時間裡，他只回家一次，那已是兩年前的事了。家庭長期被分離，數年才可見面一次，這是許多移工的寫照。Mohamad說，無法參加長女的婚禮是他最大的遺撼，他那時曾向主管申請假期回鄉，可是不被批准，結果錯過了女兒的婚禮。“她現在已有小孩了，我已是外公了！”Mohamad滿足地笑道。
除了大的社會結構，其實每個移工牽扯出是一個個他/她個人，以及他們家庭的生命故事。工作地基本是不會提供任何社會福利、醫療、養老的保障，更莫說是家庭長期分隔所做成的負面影響，如夫妻關係、子女教養等問題。這種種的再生產成本基本上是由移工和他的家庭一力承擔，這些都是沒有被計算、不被看見的社會成本。
Vi與本地女孩相戀，也育有一對雙胞胎，但是礙於法令的限制不得與外籍人士或本地人結婚，而無法獲得“合法”父親的身分。即便他們過著家庭生活，但是孩子在法律上仍屬單親家庭。最後可能因工作年限到期或雇主不再續約，而必須面臨親生骨肉分離的情況。
本地缺工人？
霹靂州半港漁村的大部分居民已經遷移到市鎮或都市，而變得冷清；外籍勞工的進駐逐漸成為當地的主要人口之一。
經過時代變遷，霹靂州半港漁港從漁村轉變成一個小型工業區，主要以捕魚和加工業作為當地經濟主脈，而外籍勞動者是當地主要勞動力和外來人口。當地人遷離了漁村，把原本的房子轉租給外籍勞工，租金也比租給當地人來得高。
紀日海見證了當地從1980年代初從事漁工的印尼、泰國勞工，到現在的緬甸、柬埔寨、泰國勞工近二十多年的變化。由於當地加工食品業以及漁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而引進越南、尼泊爾、緬甸、孟加拉、印尼勞工，就占了當地80%的勞動力，並以緬甸勞工占大多數。這批勞動力還包括緬甸難民，無證勞工，以及領旅遊簽證來馬非法打工的柬埔寨、泰國、印尼勞工。
當地用旅遊簽證打工的柬埔寨、泰緬籍勞工，在海上20日左右，之後又回到母國再重新申請旅遊簽證進入大馬；他們成為頻密往返兩地的勞工，一天薪資60令吉至80令吉。
當地年輕一代不願選擇捕魚或工廠的工作，而遷移到都市或轉入服務業，因此出海捕魚或粗重的工作就沒有人做。原本當地女性擔任的砍魚頭工作，也逐漸由外籍女工來取代。一些修理、裝修或裝電線的零工，也變成外籍勞工兼職工作的機會。小型批發商阿喜（匿名）認為，這種苦力工作，本地人不願意做，也做不來。
由於不符合政府聘雇外籍勞工的條件，阿喜只好聘請無證勞工，對他來說聘請無證外籍勞工相對方便，不但免去各種處理文件的成本，遇到不合適工作的工人也能夠隨時替換。當筆者詢及，如果工人生病是否提供照顧時，他若有所思了一會兒說，“外勞是不會生病的”。
這背後反映的是，外籍勞工佔據我國勞動市場的重要地位，但卻長久被視為去人性化、最具彈性化（註3） ，且沒有保障的底層勞工。即使他們無處不在，但總是被視而不見。直至上月柔佛硬碟工廠連續發生罷工事件，社會才驚覺移工的怒火已發展成集體的反抗。在罷工行動中，他們動員了場內的基層工人，提出清晰的要求，不再像過去般，只能選擇逃跑或無奈接受的被動反抗。這次他們擺脫了多重制肘，公開地對抗不合理的勞動體制。他們以痛苦、疲憊、思想、夢想、反抗，交織成一幅馬來西亞移工的生命畫卷。
- 註1：牛頭，也被稱為“Sponsor”，通常是地方上有資源與人脈的人，例如：商人、村長等。這些人在移工招募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接軌移工與外國仲介的網路，仲介經由牛頭來招募移工，而移工透過牛頭尋找出國的管道，包括準備各式檔。牛頭往往收取兩邊的費用。
- 註2：2014年8月JCY工廠發生工人抗爭的事件，起因于不滿同鄉延誤治療而病亡，以及苛刻的工作條件。媒體普遍將這起事件歸為“外勞騷亂”，卻忽略外籍勞工針對工作環境與福利提出改善訴求的聲音。
- 註3：國家實施親資方的策略，讓外籍勞工的福利與生產脫鉤。資方擁有相對彈性的調控權力，來決定有利於本身利益的工作條件與需求，例如：外籍勞工是短暫契約、不能自由轉換雇主、且需要做嚴格的健康檢查、不能組工會等，往往讓外籍勞工的福利與權利遭受打壓，或面對苛刻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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