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蔭聰 本文由公庫合作伙伴香港獨立媒體提供
執筆之際，學民思潮的學生正在絕食。反對的人有建制派，也有「勇武」的，皆說「沒用」，他們相信，梁振英不會為此重啟對話之門；至於支持的人，認同行動中的自主及堅持，然而，無論如何深信奇蹟，又或者認為會有「萬人廣場必定歸來」，也無法確實說清楚，絕食到底如何「有用」。
筆者不是組織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不打算也沒有能力紙上談兵，跟大家討論甚麼才是「有用」與「沒用」。我只想提供一些分析的觀點，指出一些可以討論的基礎。在爭論有用與沒用之前，我們不妨看一下香港社會運動在改變制度、法律與憲政方面，曾經如何「有用」或「沒有用」？
正當性危機
一般人也同意，具有香港本土特質的社會運動，始自七十年代，即六六年天星小輪騷亂與六七暴動之後。同時，香港社會制度有較根本性的改變，亦是始自這個時候。例如社會福利制度、十年建屋計劃、廉政公署等等。無論歸因於騷亂與暴動，還是七十年代的激進青年運動、基層權益運動、社會改革呼聲，我們看到的是社會力量對當時的殖民政權構成一定的正當性危機。
這裡用上「危機」二字，並非指臨近崩潰。事實上，除了六七暴動外，其餘的抗爭帶來的危機強度也相當有限。從意圖及效果上，這些運動沒有推翻港英政府。但是，這些危機是持續的，令當局感到自己要面對一群並不順從的被統治者，他們不是五、六十年代外來的政治力量（如親共或親台），要解決管治困難，需要謀求制度調整。
但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香港的改革過程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七十年代，社會力量只能製造連串的管治正當性危機，要導致制度改變，也只能由當時英國工黨政府、殖民地部與港英官僚發起與籌謀，最多也是跟親政府的高等華人精英作少許商議，大部份民間人士沒有渠道參與，因為，香港沒有空間讓參政政黨生存，以及選舉遊戲發生，在本地可以說是沒有體制性的政治過程。第二，改革通常不涉及起碼的憲政安排，香港的政制改革要到八十年代中左右才開始，而且相當緩慢，例如，政制改革的起點是區議會，它只是諮詢架構，不涉及核心的立法及行政機關。一方面英國政府對憲制改革十分小心，另一方面，北京政府也努力阻止及拖延香港有大幅度的憲政改革，英國人一般情況下也無法貿然行事，需要北京政府的首肯，「歷史罪人」彭定康當年的政改已是大突破了。
香港晚期殖民處境
我上面用的例子是回歸前，回歸後大體結構沒有改變，總體而言，可以用四點來概括：
1. 香港社會運動最直接的影響是破壞管治者的正當性，但是，難以直接「建設」。故此，否定某項政策或法律（例如令二十三條立法擱置，或否決政改方案）；
2. 建設的工作，無可奈何地要交由上層，甚至香港以外的統治者來進行；因為香港沒有競逐執政權的民主制度，所以，與社會運動關係微弱；
3. 運動帶來的改變不是即時的，往往是延後的，有時甚至是三四年或更長時間；
4. 改變社經體制或法律相對容易，但憲制安排卻始終掌握在外來者手上（回歸前的英國人，今天的北京政府），難度極高。他們即使會因應民情而改變，也不打算跟民間力量作正常的政治商討，所以，北京才會把學聯上京之門關上。
以上四點可以說是香港社會運動與政權之間的動態特色，曾是香港晚期殖民處境，回歸後，在專制中共治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裡，這個處境被保存並發揚光大，成為香港後殖民或新殖民政治狀況。只要用台灣作比較，我們見到香港的特性。台灣不是所有社會運動都會對社經以至憲政體制造成根本性的轉變，但是，可能性及轉變還是比香港要高。不用說七、八十年代的反國民黨權威的黨外運動，就算是今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也令兩岸服貿受阻，對執政國民黨造成很大衝擊，在選舉中輸得很慘。無論台灣人怎麼不滿兩黨輪替，不能否認的是，台灣政治是會變天的。
不認命，卻要知命
香港則不然，在一個大國支配之下，我們當下盡知香港的「命」是如何。命不一定要「認」，也可以像學聯所說的不認命，尋求自主。但要不認命，要自主，也要知道自己要擺脫的是怎樣的命。
認為絕食或其他行動沒用的人，往往其實只是重複我剛才指出的第2-4點，沒有太大新意，我們當然知道，香港社會運動在政治中的限制。可是，「無用論」卻沒有討論到第1點，即社會運動破壞統治者的正當性的程度，破壞的性質，以及後果，以及可能造成怎樣的改變。
現在仍然佔領、絕食與「鳩嗚」的人也該明白，任何行動不大可能成為當下談判籌碼，但反過來看，一時的民意支持或逆轉也並不重要，反正也無法把梁振英馬上幹掉。重點是抗爭行動蠶食當權者的管治合法性，不同類型的行動所造成的蠶食作用多寡及性質如何，同時，打開了社會對較激烈抗爭的接受、支持及投入程度，這些都需要仔細辨析。例如，警察的管治能力、正當性以及形象在運動中大大受到衝擊，許sir說的「果斷」執法，不只佔領人士鄙視與訕笑，甚至不少建制中人也不以為然；而從「旺角鳩嗚」中可以看到，上下對法治秩序的默契也正在瓦解。北京及其在港的政治代理，要面對民間高漲的敵意，用硬用軟，下一步也不容易走。
當然，現實是互動的，統治者會因應危機作出大小調整，例如大鎮壓以嘗試挽回權威，打擊及排擠反對份子。而反對者更需認真思考，在管治正當性漫長的瓦解過程中，如何進取地存活下去，原有秩序崩解之時，會否釋放出大量否定一切的右翼民粹，還是產生機會讓有持久的改革／革命力量聚合？這些複雜問題，只能另文分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