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蔭聰 本文由公庫合作伙伴香港獨立媒體提供
佔領運動已觸發統治機器把鎮壓力量升級，動輒警棍胡椒如雨下，市民頭破血流，被拘捕者眾。伴隨鬥爭之慘烈，內部爭吵亦激烈，令人擔心，而我也忍不住去想運動的可能去向，以及該走的路。
佔領運動持續兩個月，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出現不同路線的派別群體。首先，我們應該很清晰地知道，金鐘佔領區有著幾個不同派系，雖然他們有共同的政治訴求（「真普選」、「撤回831人大決議」等等），但是，他們的道德價值、形勢分析、戰略及戰術都相當不同，不能用「佔領人士」一詞簡化之。我這裡暫時不對各派系作評價，而先做一點粗淺的分類：
政治自由派
以學聯及學民為代表，爭取平等政治權利，強調「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行動原則。他們透過九月的罷課，意外地勉強成為金鐘佔領場地的領導，或所謂大台。他們與「佔中三子」及泛民關係較密切，也與社運團體合作無間，以低度的社運管理手法維持秩序。但是，不能不加分析地貶斥他們為「和理非」，畢竟政治自由派負上組織警方所宣佈的「非法集會」，身體力行佔領公民廣場、衝擊警方防線，佔領金鐘夏愨道，以及違反禁制令。
他們最初並沒有想過以長期佔領作為策略，而是嘗試以「公民抗命」方式，遵從非暴力原則，讓警察逮捕來喚起群眾的認同與投入，把普選運動政治化。他們不排除任何體制渠道（如對話、上京等等），據理力爭。不過，因為各種原因，這個模式並沒有很好地實現出來，然而，卻聚合了大批社運人士、進步專業人士及學者，也得到不少社會大眾的支持。他們努力凝聚佔領區的共識，與各方佔領人士商討。
在原有政治光譜上，既是泛民裡的新翼，立場上中間偏左，也具有逸出泛民政治遊戲的潛力。
衝擊鬥爭派
這一派沒有很正規及清晰的組織，但在抗爭中形成了一個沒有統一的組織，卻有互相協調的人際網絡，當中亦不乏競爭與衝突。
經過928的抗爭，打開金鐘佔領區，以及在各佔領區設路障，他們獲取了不少自信；與黑社會、佔中人士的肢體衝突，以及遭警察多次暴力對待後，尤其是旺角，鍛練了他們的行動意志，也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隊伍。當中以媒體經常說的「鐵馬組」及「行動組」的年青人為骨幹。由於他們特殊的抗爭經驗－－並沒有經一般社運及學運組織作中介，以直接及自主參與行動，當然，他們與熱血公民或城邦派有或深或淺的關係。所以，他們除了較強本土主義傾向外，對形勢判斷及行動模式都相當特別，經常衝擊雙學「大台」及糾察，斥之為「和理非」或「左膠」。他們都認為是次行動是生死攸關，甚至是最後一戰，準備「流血」，起碼心理上準備及接受不同程度的暴力（除了立法會破門一役外，實際上展現出來的還算是低度武力反抗），所以敢於上陣衝擊警察，也鼓動別人衝擊。同時，他們由進取性的防衛，而漸漸發展出主動攻擊。
不過，他們人數始終有限，而且，由於時間尚短，以及高度個人網絡化，具體戰略與戰術發展，以至理論論述還沒有清楚（例如「最後一戰」的意思是甚麼，「流血」指的又是甚麼，接受的「暴力」的正當性是甚麼？），距離民兵組織還是相當遙遠。然而，正是他們的不確定性，經過警察的失控及過度暴力後，讓他們的恨意、敵意及姿態擴散，在現場群眾中得到不少共鳴和應。
頑鬥主義者
他們與衝擊鬥爭派的界線不是很清晰，不過，他們的確存在，組織化及政治化程度應該更低，但人數要比衝擊鬥爭派多得多，否則難以解釋旺角「鳩鳴」多日，遭受警察連番打壓，卻沒有發生暴動。他們有時自覺或不自覺參與了衝擊，同樣不滿意雙學及泛民的姿態（立場可能沒有太大分歧），也許亦有參與衝擊大台及糾察，也批判「和理非」與「左膠」。但是，他們未必投入武力強度較高的行動，設路障、擲水樽及雜物或許可以，投磚塊以至汽油彈，恐怕不大會參與。頑鬥主義者不會認為這是最後一戰，也沒有準備要流血收場，但不能缺席抗爭。
而且，他們也許有更多長期鬥爭的打算，除了「鳩嗚」，部份人更想突破泛民與建制，形成第三力量進入區議會選戰戰場等等。
文化行動者
人數眾多，亦是以個人小團隊及網絡形式存在，尤其是在金鐘及銅鑼灣佔領區，開展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公共藝術運動。他們部份人是頑鬥主義者，也吃過警察的催淚彈及警棍，但大概極少是衝擊鬥爭派，或雙學的政治自由派，但對他們也有不同程度的同情，部份人與政治自由派及頑鬥主義者重疊。他們以身體與行動，創造及感受運動中的命運共同體力量以及浪漫情緒，充滿情感與美感力量。在金鐘佔領區出現後不久，他們迅速令運動添上獨特的文化色彩，有另類自修室、連儂牆、雕塑與裝置藝術等等，成為異質空間，為運動爭取了大量支持者及參與者。
他們的中長期鬥爭願景還沒有很清楚，應該跟頑鬥主義者一樣，也有不少想法，行動空間可以不限於佔領區，但卻以此為中心。
綑綁的利與弊
聚合有時，分手有時，我有一大膽建議，不同派別群體要馬上認真思考，是否是時候分道揚鑣，建立防火牆，互相區隔，而不是互相綑綁、互拖後腿，長期聚在同一個地方佔領下去。退場與否，升級與否，需要在這架構中思考決定，才不會被道德主義所綁架－－「撤走是否離棄群眾」、「佔領人士共同決定」、「一直佔領下去就是（道德上與策略上）最好的」。同時，只有區隔後，才能讓不同路線鬆綁，發展出各自的論述、組織及行動力。而且，現在的佔領狀況已經不是十月初，剛打開三個佔領區之時，不容許我們不分路線，綑綁在一起了。
在運動初期，不同派系的人各自不代表誰，但又同時混在佔領區，形成廣泛鬆散聯盟，初期能互補長短，形成一股與政府對立的民間力量。例如，罷課期間，學聯與學民罷課，以至後來闖進公民廣場，能起到領導及聚焦作用。然而，沒有衝擊鬥爭派與頑鬥主義的群眾，單單是自由派群眾，則難以發生九月二十八日佔據夏愨道，也不會發生激烈衝突，警察用上催淚彈，因而引起全港嘩然，使政府與警隊的認受性受到嚴重打擊。同時，佔領後，亦讓充滿創意的年青人進場，開始以金鐘作為生活與藝術的空間，吸引更多群眾。
可是時間一拖，尤其是需要進行集體行動決策時，這種組合便會顯得進退失據，異常混亂。雙學想行動升級，可是雜異的群眾中無法組成有效的公民抗爭隊伍，卻花了大量時間與不同意見的人商討，誰也無法說服誰，無法形成起碼的行動共識與組織；十一月三十日晚的升級行動失敗，以及期間及之後的互相指責，充份說明問題。衝擊鬥爭派要衝擊，嘗試衝破警察防線沒有不一致，但當面對警察瘋狂的暴力攻擊時，卻要面對不少對進一步行動相當猶豫的頑鬥主義者、政治自由派與文化行動者，即場過份動員喊罵群眾，甚至是因為警察攻擊而撤退時，令後排群眾暴露於警察亂棍面前，都會被視為缺乏運動倫理，置其他示威者於險地。同時，只要雙學一天在現場，亦會成為衝擊鬥爭派與頑鬥主義派的攻擊對象，消耗彼此無謂的精力與時間。而文化行動者持續佔領，亦令雙學難以動彈。
進退失據，慎防「一鑊熟」
簡言之，大家互扯後腿，對彼此皆沒有好處。其實，如果能互相切割與區隔，各自取得空間發展自身的組織、論述、行動及群眾，在這個階段反而是上策。路線之爭，在鬥爭現場以口舌文攻進行，不利團結，也難以啟迪廣大民心。更令人擔憂的是，繼續綑綁在一起，而沒有有機連結，讓當權者有機可乘。
例如，十一月三十日晚的行動升級失敗，許多人怪責雙學組織與領導不力，不過，其實雙學又有何德何能領導衝擊鬥爭派與頑鬥主義者呢？結果讓當權派強化「運動失敗兼失控」的訊息。從參與的普通市民角度看，也對他們也有點不公平，他們當然知道是包圍政府，但到底他們來參加哪一種升級行動呢？尤其是遇到警察防線及襲擊時，該跟從哪一派的行動模式作回應？不清不楚，只會令參與者無所適從。不同派別要顧及團結，以及性質紛雜的群眾，立場及策略也會變得模糊不清，進退失據。
這種情況在學聯身上最能體現出來（其實衝擊鬥爭派也不自願地放棄某些較激烈行動），行動突然升級後承認失敗，即使不以成敗論英雄，我亦有一疑問：當晚的行動是否學聯所想？升級失敗後繼續堅持留守，又回到支援學民的絶食，許多人也愈來愈摸不透學聯的動向。我希望學聯不要迷失，莫忘自己在運動中的政治自由派的位置。
我們不妨向前看，金鐘清場在即，若衝擊鬥爭派要行動升級，比過去要激烈得多地反擊警察，警察必然以更高強度武力鎮壓，而且不加區別地打擊所有派別的群眾，令不同派別「一鑊熟」或「攬炒」，梁振英乘機製造白色恐怖；若大家有準備，固然是求仁得仁。但是，顯然並不是所有派別的群眾與行動者皆有此準備，無論你認同與否，也不可能把所有人也變成衝擊鬥爭派，勉強而行，對整體群眾，以至整個運動都沒有好處。過去不少其他地方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全面性的白色恐怖，會在一段頗長的時間裡（起碼兩三年，甚至長達十年），令沒有準備的民間力量無法復元過來。政權對個別派系的打壓我們無法避免，但我們除了有支援的責任外，也有責任避免彼此無理地綑綁在一起，讓當權者得逞，進行全面性的壓制。
分道揚鑣，為了各自走得更遠更好
其實，我們只要細心看，已初步知道區隔有其利。
已遭清場的旺角佔領區，學聯無法主導，甚至遭人抵制，無法形成金鐘那種混雜狀態。在場的幾路人馬，雖有爭吵及爭奪，但總算能在互相區隔下各自成長，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佔領時間。清場期間，學聯領導特別派人到場，亦盡量做到聲援及擔當，相信得到曾在旺角佔領的人認同。雖然現在只成游擊「鳩嗚」，但也算是維持民氣及抗爭意識的方式，對政權（尤其是警察）有一種低度的威脅，慢性蠶食當權者的統治正當性。
另一例是學民思潮成員絕食，嚴格來說是一種有限度區隔。雖然絕食仍在佔領區內，但因為絕食行動是個人進行，不方便參與其他行動與商議，別人也難以跟絕食者爭議，除非加入絕食，否則便被排在學民之外（事實上，學聯也拒絕加入了），只能作支援。學民一時間暫時脫離佔領區內其他派別的糾結，成為政府要具體面對的一群絕食者，梁振英也無法用其他派別作借口迴避。田北俊等幾名建制派遊說梁振英出來對話，在學民眼中，應該也算是小小的進展。可見，區隔是有利不同派別發展的。
區隔後並不代表互不理睬，無法合作；分手，是為了讓各自走得更遠更好，區隔後，彼此更能有機地合作。只有這樣，每一場運動都有不同的側翼夾擊，形成多重路線與多個陣地長遠抗爭，讓當權者更疲於奔命，製造更大的反抗空間。
香港由八十年代開始，形成一個愈來愈廣，也愈來愈雜的「泛民」陣營，其特色之一是為嬴取最大的「被動」民意支持，名為團結一致，實質降低政治路線之爭，也欠缺激發群眾的政治能動性。筆者作為八十年代末成長的香港人，感受特深。今天，這種格局已破，反對陣營內部派系林立，左左右右，目不暇給，正是明證。是好是壞，一時難以分說，但是，現實是迫使我們不能再因循，要超越和稀泥的新鬥爭與新團結，從而開展香港反對政治的新風貌。
註：文章感謝幾位好友提供意見，作最後修改，以免誤會文責，恕不一一列出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