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
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那篇被人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兩種自由的概念〉中指出，自由和民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不應將兩者混淆。自由在這裡所指的，是一個人能否免於外在干預而行動的自由，民主則是指人們能否在政治上實行自治。伯林稱前者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後者則屬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範疇。他繼而指出，一個開明專制君主，完全可以給予臣民相當大程度的個人自由，同時一個民主政體亦有可能剝奪公民的個人自由。因此，自由和民主之間，概念上沒有任何必然聯繫。
伯林這個觀點，符合不少人對香港的判斷，即香港是個「有自由，沒民主」的社會。倘若真的如此，那麼香港當下的雨傘運動，背後主要的道德訴求是什麼？我想許多人會說，我們在爭取真普選，或學聯同學所稱的命運自決，但普選自決和自由之間，真的一點關係也沒有？我認為不是。以下我將論證，自由和民主之間其實有密切關係。今天的年青人站出來爭取民主，背後有著對個人自主的追求，而個人自主是政治自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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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下去之前，讓我們對「自由」這個概念做些分析。什麼是自由呢？當一個人在某個特定處境，能夠免於束縛和強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時，他就是自由的。這些束縛和強制，往往通過制度和法律加諸我們身上。如果我們不服從，就會受到國家權力的干預。故此當我們談及思想言論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政府限制而去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談及遊行集會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警察威嚇而去參與各種政治活動。
第二點需留意的，是自由是個複數而非單數的概念。當我們談自由時，總是在談免於某種特定限制而去做某事的自由，而不是在談自由本身（freedom as such）。所以，當我們形容香港是個自由城市時，其實是指一張自由的清單，裡面包括人身自由，言論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新聞和資訊自由，遊行集會結社自由等等。但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也會設下不少限制，例如在公共場所不許吸煙，不容許購買盜版唱片或隨便過馬路等。
由此可見，自由不是說人們可以為所欲為，更不是說所有自由同樣重要。自由社會最重要的，是保障我們的基本自由。這一系列自由，構成一個自由體系，這個體系定義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權利和基本自由息息相關。當我們視某些自由為基本權利時，即意味著這些自由具有很重的道德份量，政府有責任去保障這些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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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轉去討論民主。我們一般對民主的理解，就是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定期選出國家元首和國會議員。廣義一點說，民主是個集體決策的過程，由平等的公民就重要的公共事務作出共同決定。和君主制及貴族制不同，民主制體現了一種平等公民集體自治的理念。
那麼，民主和自由之間，到底有何關係？我們會直接見到兩重關係。第一，完善而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基本自由的支持。我們平時所談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或憲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其實包括兩部份：一方面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另一方面是憲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好的民主制度，不應只著眼於投票，同時要看民主的精神能否得到充分體現。例如我們必須要有組黨結社的自由，否則便不能有多黨競爭；我們也要有新聞及出版自由，否則選民便無從了解不同的政治觀點；我們更需要良好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獨立，確保法律不會成為打壓異見人士的工具。
第二，民主選舉反過來，也是保障公民權利的重要工具。道理不難理解。正如伯林所說，如果專制者夠開明，的確可以給予人民較多自由，例如較大的言論空間。但這個酌情權，完全控制在專制者手上。只要專制者變得不那麼開明，又或換了一個統治者，這些自由就可能隨時被犧牲。但如果統治者是我們選出來的，他就不敢為所欲為。我們手中的選票，是最好的權力制衡工具。我們只要看看香港近年的情況，尤其是新聞出版自由及法治方面的倒退，對此應該體會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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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至此，相信不會有什麼爭議。但伯林可能會說，這不正正印證了自由歸自由，民主歸民主，兩者雖然互補但在概念上卻涇渭分明嗎？不見得。民主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是選擇。這次的雨傘運動，最重要的，就是要爭取每個公民都有自由選特首的權利，從而打破政治權力被小圈子集團壟斷的局面。這種選擇並非可有可無，而是政治選擇：我們共同決定誰能有權統治我們。
這種選擇如此重要，因為手握權力的人，會深遠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包括我們享有多少自由和權利，社會資源及財富應該如何分配等等。既然影響如此巨大，我們自然有正當的理由問：「特首梁振英，如果你從來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你憑什麼統治我們？」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其實已在呼應法國大革命以降整個現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權。
香港回歸十多年以來，從董建華、曾蔭權再到梁振英，政府管治的正當性危機日益嚴峻，問題的癥結，不一定在於這幾位特首能力不足，而在於他們的權力沒有得到香港市民授權，遂無法建立起統治權威。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建制派人物，但他也曾多次公開聲稱，2017年香港如果沒有真普選，不管誰做特首，香港都將難以管治。為什麼？因為他也清楚看到，時代變了，市民對民主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如果繼續維持目前的小圈子操控政治，危機只會加劇。
但我們也經常聽到有人嘲諷說，殖民地時期又不見香港人如此熱衷民主，回歸後卻有那麼多不滿，骨子裡還是殖民地心態作祟。這種說法沒有道理。第一，事實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香港人已展開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中間不知經過多少困頓挫折；第二，退一步，即使當時不爭取，也絕不代表今天爭取便不合理，否則我們不用再談什麼社會進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回歸以後，香港不再是殖民地，而是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港人努力爭取普選，恰恰證明在告別殖民地心態，並視自己為這個地方的主人。那些嘲諷者，或許認為特區政府和殖民地沒有本質上的分別。但這種想法，不僅在政治上極不正確，而且忽略一個重要事實：回歸以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已出現根本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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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主體意識，就是自覺自己是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員，有權利參與社群的公共事務，而不只是局外人或者過客。就此而言，主體意識是一種自主意識，並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第一，我們理解自身為自己的主人，而非別人的附庸或奴隸。我們渴望掌握自己的生命，並願意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第二，既然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有份的，同時政府的決策影響我們每個人的福祉，我們因此希望當家作主，享有平等參與和決定政治事務的機會。換言之，民主政治的背後，有著對個人自主的肯定和堅持。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代，如此重視自主精神？這是好問題。要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這種想法沒有任何位置。對當時的人來說，可以做什麼及應該做什麼，主要由家長、家族或傳統來決定，作為個體的「我」幾乎沒有發言權。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西學東漸，尤其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個體的「我」才開始出現並受到重視。去到今天，如果我們留意自己的生活，當發覺我們早已活在個人自主的時代：從相信什麼宗教，讀什麼專業，從事什麼工作，到和什麼人結婚，基本上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我們的選擇當然有可能錯，也未必得到其他人認同，但我們不願意將選擇權交給別人，因為這是我的生命。尊重個體的自主性，不是抽象的哲學理念，而是現代自由社會的基石，並在最根本的意義上界定和構成人的自我。
一旦明白這個道理，人們自然會問，既然我們如此重視自主，為什麼在政治上，我們卻沒有權利去提名和選擇自己喜歡的特首？問題一旦被提出，我們遂馬上見到，香港人其實長期活在一個割裂的世界：我們有吃喝玩樂的自由，有投資炒樓的自由，但卻幾乎沒有政治參與的自由。我們自小被反覆教導，香港本質上是個經濟城市，人骨子裡是個經濟動物，所以沒有民主，影響的只是那些玩政黨政治的人，但對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更加不會損害我們的個人自由。
這種割裂真的沒有問題？絕對不是。這種割裂，會給人帶來很大的傷害，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無法在公共生活中實現「道德自我的完整性」。這個說法看似有點奇怪，但其實不難理解。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整體，而我們的生活由不同領域組成。如果我們要實現自我，則必須在不同領域，通過自由選擇去實現人的自主性。如果我們在政治領域被剝奪參與的權利，也即意味著我們的道德自我是不完整的，因為我們無法通過民主實踐去完善和實現人作為自由人的主體性。這種缺失，會深遠地影響我們對政治社群的歸屬感，同時損害我們自主能力的發展。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既然人生有不同領域，政治領域的路堵了，那你可以在其他領域發展，何苦一定要參與政治？這是許多香港人長期活在政治不自由狀態下形成的生存智慧。但我們要知道，政治不是眾多領域之一，並容許我們任意進出。我們打出生起，就已活在政治之中。這些制度，決定我們在社會中能夠享有多少自由和權利，並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我們成為怎樣的人及過上怎樣的生活。因此，如果我們被粗暴地排斥出政治世界，並完全由他人支配我們的命運，我們實際上也就是這個世界的二等公民，甚至有一種異鄉人的疏離：我們明明活在世界之中，這個世界卻不屬於我們，且更要被迫活在他人意志之下。我們的自由和平等意識愈強，遂愈感受到屈辱和不平，遂愈體會到生命最重要的一塊被閹割的痛苦。
討論至此，我們應可見到，文初提及的那個著名的伯林命題，其實並不成立。民主的理念，是希望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夠走在一起實踐一種集體自治的政治。公平的選舉投票，本身就是政治自由的體現。更值得留意的是，民主的價值，遠遠不限於政黨和選舉政治。民主的實踐，更意味著自由平等的個體走在一起共建屬於我們的家園，並藉此實現我們完整的道德人格。
雨傘運動發生以來，引起社會許多爭論，甚至有所謂的黃絲帶藍絲帶之爭。但無論我們對這次運動有什麼想法，都值得認真細想：如果香港是我們所有人的家，自由民主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如何努力將這些價值實踐於制度，落實於生活，就理應是我們共同的關懷。金鐘被清場後，生活重回「日常」，但這個關懷不會遠去，也不應遠去，而應該是我們所有香港公民共同承擔的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辜負我們的年青人──一整代年青人用淚水用鮮血用勇氣用青春用愛為香港付出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