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希望與群眾站在一起

文/劉仲書

當記者一年以來，我一直在找身為記者的理想性為何，在這過程中也陸續記述了許多新聞現場、寫過一些評論，也見識、欣賞很多優秀記者，他們的照片、文筆，以及關注議題的力道。我的視野一直都深陷在社會運動的情緒裡，只能在這裡反覆思考，自己到底可以做什麼事？

318佔領立法院行動，是我當記者兩個多月後首次接觸到的大型社運現場，那時候對新聞思考還生疏的我，只能依照報社副總給予的指示進行採訪，算一算應該也寫了不下十篇。而當時比起撰寫的報導，我更關心的是各方傳遞的即時訊息，以及各種運動上的批判論述，這種落差偶爾讓我感到身分錯亂。

最近我看了新頭殼記者林雨佑〈警設傳媒聯絡人 李志德：記者自由度變大〉這篇報導，詳細記述了記協李志德對於抗爭現場記者與警方簽訂協議的看法；李志德認為，記者身分的認定交由記者自己來，但身分不能跳來跳去，一下是抗爭者、一下是記者，會失去自己受保護的權利。

包含黑島青擋張志軍現場的新頭殼記者，相關案例，印象所及的還有反核遊行在天橋上的蘋果日報記者、上個月底國道收費員在交通部抗爭的公視記者鐘聖雄、324行政院血腥鎮壓的現場記者群等，都有警察阻礙採訪、甚至暴力對待。

這些侵害採訪權的案例，引發不少媒體人關注，蘋果的例子官方更有好一段時間用圖文大聲疾呼。一些聲音認為，採訪權不可受到警察阻礙，警察也不應對記者動粗、驅離，也因此才會有雙方簽協議、劃定「採訪區」這件事。

這件事我想了很久，總覺得不該是這樣。先不論公民記者，身為獨立媒體、另類媒體，其中以關注社會議題為導向的工作者，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在心態上都與群眾站在一起，不是一個跑場的過客，而是長期關注甚至耕耘議題的一支筆，與抗爭群眾相同，都是對抗不公義的存在。

這樣子的人，怎麼會忍心主張只有自己該受到保護？或者，採訪者在對抗不公義的地位特別崇高？還是正當的、體制內的、專業的、職業般地存在？去區分「群眾」與「記者」，最後造成的很可能就是324事件的悲劇，抗爭者只能承受被屏蔽後殺紅眼的國家暴力。

警察該做的，應該是合理對待現場每一個人，而不是只有記者；做錯事的是警察國家，而抗爭現場記者很可能是僅有的保護傘，讓資訊開放、與群眾站在一起，甚至承認所有人的採訪權，都能嚇阻警察的過度暴力。

我實在無法接受那種差別待遇的方案，只要我還有對抗不公義體制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