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記者，我不會乖乖待在「無法採訪區」！

文、圖/鐘聖雄

前(2013)年3月27日，法務部動用大批警力強拆華光社區，照片中這名被警察架走的攝影記者，是當時仍在壹電視工作，目前人已經轉到水果日報的萬華區金城武（A.K.A.黃傑克）。距離我拍下這張照片的半小時前，是自由時報的王敏為大哥被警察妨礙拍攝，而再過了半小時後，也就是記者都被清空的時候，有當天躲在屋內的聲援者事後跟我說，警察在沒有鏡頭的時候是如何對他們冷嘲熱諷，甚至動粗。

說真的，警察設法妨礙採訪的場景我們早就不陌生了；在此之前有士林王家的強拆案，之後有聲援大埔行政院潑漆、反黑箱服貿攻入行政院、反核佔領忠孝西路、國道收費員抗議行動等等…我個人遭受警察攻擊的次數就多到懶得數了。

2015年1月1日起，台北市警局打算用他們自己的內規來約束新聞媒體，表明以後警方要強制驅離時，媒體記者必須進入他們劃設的「採訪區」內，不得妨礙警方排除民眾。我的經驗是，當警方把民眾拖到盾牌後拳打腳踢時，採訪區是拍不到什麼毛的。所謂的「採訪區」，翻成白話文就是「無法採訪區」。

我提上面這些事情，重點不是想要強化媒體與警方的衝突。畢竟不守法的常常是擁有比較多權利、拳頭比較大的那一方，警方單方面的濫權經常妨礙新聞自由，而媒體經常只是在夾縫中設法完成工作，處於弱勢一方，要說有什麼「衝突」，我想太高估記者了。警察自己可以自律就要偷笑了。

1月1日的新聞出來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想講，上述那些事情只是作為背景交代，不是重點。

去年華光社區第二次強拆時（2013/4/24），法務部和台北市警局大概也覺得記者在現場對他們來說很煩，所以在正式驅離民眾與拆屋前，先在現場劃設一些禁止區域，還有取景角度非常爛的「採訪區」。當天，法務部的官員要求在場記者必須先拿「記者證」（註一）去和他們換證，之後才可以留在現場採訪。那天在場有很多商業、獨立媒體採訪人員，其中不乏我敬重的很多前輩、同業，結果沒有人要向法務部抗議這件事情，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去換了證。

在我的認知裡，法務部和警方絕對沒有什麼狗屁權力可以審查我的採訪權，畢竟憲法賦予全民的權利，不是行政機關可以在沒有法源依據的前提下，可以去限制的。我可以理解其他記者只是不想節外生枝，只是不想惹麻煩，只是想要順利完成工作。但當時我心想，如果我屈服了，去跟法務部換證了，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承認這些連「第四權」都不知道是殺小的官員們，有權力去限制我的採訪權。我不想認輸，但當多數人都選擇「配合」時，這件事情好像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後來那天，即便我沒有換證，我還是留在現場拍攝直到拆除作業完成。當然，這一部份是因為警方覺得我拿個一台「看起來很專業的相機」，所以沒有來刁難我，但這件事情是錯的，如果我是純文字記者，結果很可能就不一樣。

直到現在我還是常想起那天的事情。不管是記者還是一般百姓，人民的權利往往都是在「省麻煩」、「配合」、「沒辦法」的情況下，一步步退讓，一點點被侵蝕掉的。我想，那一天當所有記者都可以配合時，這一次又可以花多少力氣去反對「無法採訪區」呢？我對這件事情其實是很悲觀的。

寫到這裡，我想起之前COLORS雜誌有一期主題是《製造新聞》，封面上寫著 ”News is something someone doesn’t want printed; all else is advertising.” （新聞就是某些人不希望見報的內容；除此之外都是廣告）（註二）。我認為，記者的工作就是寫下、拍出「非採訪區」內的內容，除此之外，多半都是狗屁。

我是鐘聖雄，只要我還是記者，就絕不會乖乖待在「無法採訪區」內工作。至於全面抵制警方妨礙新聞自由一事，需要全體記者團結合作。（註三）

註一：
其實台灣根本沒有什麼「記者證」這種玩意，因為新聞直到今天都不被視為像是醫師、律師這種專業，需要通過國家考試才能取得證照。當然，即便政府想幹這件事情也不能被允許，因為這在憲法裡就被視為與言論自由同等的普遍權利。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是無法切割的，當然不能有特定人士被許可，或特定人士被排除的事情發生。

只要這個爛政府仍然聲稱自己是民主國家，那麼就不會有新聞審查機構，自然就更不會有審核、發放「記者證」的單位。目前所有的「記者證」都是媒體自己印爽的，這張證照除了可以被視為是為特定媒體服務的「工作證」之外，不應該有其他效力。因此，下次有任何人要求你出示「記者證」，你可以放心的嗆對方是白癡。

註二：
參考資料
http://quoteinvestigator.com/2013/01/20/news-suppress/

註三：
進一步說，不管是不是記者，警察都無權要求誰只能待在「無法採訪區」，因為人人都享有採訪、見證真實的自由，還有監督公權力行使過程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