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世維 （讀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刑法組研究生，曾任軍法官及臺北地院書記官）
近日發生劫獄事件，本人觀鄭姓受刑人發生五點的聲明中，其中表示「三振條例（即刑法第77條第2項）連報假釋都不行。…復稱此案該改一改，給人一點希望好嗎？」短短的一番話，出自於受刑人的觀點，格外令人注目，這也讓筆者漩入沉思中……。
記得就讀法律系一年級時，刑法教授推薦我們閱讀一本法律小說「我和上帝有個約」，這本書頗值細嚼，故事中最後引發一個輿論，即殺人犯在精神上已徹底悔改，且透過宗教的救贖獲得了重生，此時的「他」究否仍須為昔日的「他」所做的行為，受到刑罰上之執行？分別有兩說，支持者謂行為者已確切悔悟，且思想上認罪，從精神上徹底的悔改了，更明確的來說，他已獲得了重生，昔日殺人者以死，今日者為心靈潔淨的人，所以應該從輕量刑；而反對者謂則基於殺人償命的應報思想，應為昔日行為負責。
筆者認為兩說各有道理，無分對錯。確實在法律的觀點而言，人格的同一性無分昔日或今日，本於刑法責任原則，自應為過去的行為負責。然後刑罰的真正意義是什麼？而矯正署設立運做的意義又是什麼？不正是透過國家公權力的制裁，來使行為人獲得合理的處理，而這目的亦是告誡行為人做錯事了，並協助他重返社會。
若從這角度思考，則已為昔日行為悔悟，且願意投身於修復所造成的傷痕者，彌補對被害人家屬的傷害，如此還有執行刑罰的必要嗎？筆者認為基於矯正資源的有限性，應當將資源挹注於更有需要協助再社會化的人，執行刑罰確已無必要，值得思考減輕或免刑。明朝袁了凡《了凡四訓》中的《立命之學》有句頗富思考的話「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可將小說所欲傳達的精髓真意詮釋地淋漓盡致，昔日的殺人犯在宗教、社會的意義上已經死了（透過了感化、矯正亦或情感，喚醒了良知），同時一個人格純淨的人獲得重生。
筆者近日觀立委蔡煌瑯、法務部長羅瑩雪及次長陳明堂對此的看法，發現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他們對於「申請假釋」與「應否假釋」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混為一談。即使當時的修法，滿足了人民的法感情，然而能作為正當基礎而迴避憲法層次的疑慮嗎？社會不能一概否定累犯的重刑犯有大徹大悟的可能性，確切來說，以剝奪假釋機會就是嚴重的手段過當，問題的根源應當為完善的申請假釋程序、評議及救濟程序，對於符合申請假釋資格者，公正合法地審查評估應否准予，方為正論，而這不也是釋字691號解釋曾經闡釋過的嗎？筆者在此呼籲法務部勿再模糊焦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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