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打擊消耗民間力量與資源
抓捕民間活躍人士，是為了清除民間社會聯系的“節點”，同時對民間進行恐嚇和威懾，但這並不能使中共覺得政權安全，在維穩時代每次的打壓後都不斷有新的民間活躍人士冒頭，而在維安時代，當局采用了持續打擊消耗民間力量與資源的手法，即是試圖通過對社會所形成的主要的社會組織進行打擊而將社會重新控制在官方的手上。這些打擊包括解散民間NGO機構、幹擾教會活動等，意圖消耗民間的資源，達到徹底瓦解民間抗爭力量的目的。
接壤港澳、有眾多境外NGO活動的廣東省民政廳在4月下旬發出“關於做好社會組織涉外活動及在粵境外非政府組織情況普查工作”的通知。
6月，中共國安委作出統一部署，針對在華境外NGO及其活動情況開展一次全國範圍的徹底調查摸底。香港的《信報》指出，有關通知下發各地各部門，直達鄉鎮級別，調查工作要求在7月底結束，“為下一步加強規範管理打下基礎”。
山西、山東、福建等地的縣市、鄉鎮近日紛紛在官方網站貼出工作方案或通知，稱根據國安委要求，地方政府成立專項工作領導組，黨委書記擔任組長，辦公室設在綜治辦，警方、民政、宣傳人員參與。對在轄區範圍開展活動的協會、學會、商會、研究院（所、中心）等NGO，非企業經濟經濟組織的常駐代表機構，進行深入細致的梳理排查，必須“群策群力、不留死角”，查清轄區內境外NGO及其人員、中方合作單位、項目和資金等情況。
中國社科院學者高程6月在微博稱，社科院已開始要求填表調查摸底個人與海外機構，特別是NGO組織和基金會的來往和財務關系。福建平和縣教育局並要求各中小學及幼兒園，做好調查摸底工作並填寫調查表和活動情況表上交。
立人鄉村圖書館項目啟動於2007年9月，先後在12省市建立了22個分館，直接服務於成千上萬的讀者，並且還由派駐當地長期志願者，定期舉辦讀書會、電影會、冬令營、夏令營等多種文化教育活動，深受當地民眾歡迎。6月，重慶合川的盧作孚圖書館被關，而此後，圖書館在豆瓣淘寶設立的招募與籌款渠道先後被屮關。同年9月初開始，立人圖書館其他十個分館同一時間被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局等多個部門接連上門“檢查”，在沒有“檢查”出任何問題，並沒有給出正式解釋與結論的況下，合作一方陸續被迫於壓力，要求解除合作關系，所以下屬圖書館陸續被關閉；前後共有19個分館被迫關閉。 由於立人圖書館在鄉村營運的條件不再存在，同年9月18日在北屮京理事會決議，解散圖書館與理事會，不再接受捐贈，三個月後所有分館結束營運，同時發布善後報告。
9月18日，立人鄉村圖書館發布《我們願意承受不公，因為正義不會遲到──立人鄉村圖書館理事會的公開信》，宣布：“立人圖書館所承受的長期而巨大的壓力是不公義的，當局對立人的打壓是違背國法天理良心的，是對轉型社會的巨大傷害。面臨如此強勢與高壓，立人圖書館在鄉村運營的社會基礎已不覆存在，立人在機構運營、教育探索、籌款等方面已沒有發揮空間，與其平庸茍活，不如就此告別。”9月23日，立人圖書館的官方微博、負責人、管理層與各分館的認證微博均全部被封號。另外，圖書館屬下的立人大學總幹事陳堃在同年10月4日在北京失聯，家屬從北京市公屮安局海澱分局收到拘留通知書稱，陳堃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拘留，另一位幹事賀飛輝曾在11月12日被成都市公屮安局拘留數小時。立人鄉村圖書館理事長薛野、立人鄉村圖書館副總幹事柳建樹11月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事拘留。
獨立研究機構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成立於2007年，致力於調查研究社會轉型過程中有關自由與公正的問題與現象，是公民維權運動中的重要組織。10月9日，創辦傳知行的北京學者郭玉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名傳喚和刑拘。傳知行行政主管何正軍11月26日被警方帶走的。2015年1月3日，兩人同時被北京警方正式批捕，罪名都是“非法經營罪”。同時被抓捕的傳知行研究所所長，青年經濟學者黃凱平直到2015年1月仍無任何消息。從去年10月10日被北京警方帶走後，黃凱平始終處於強迫失蹤狀態。傳知行案的郭玉閃、何正軍都已在看守所會見了律師，唯獨黃凱平音訊均無，網絡有消息指黃凱平被北京警方抓捕後在刑訊逼供過程中被打致殘，故警方一直拒絕外界會見。傳知行研究所研究員楊子立在躲避打壓逃亡過程中於12月在網絡上發表的一封公開信。該信提到是寫給北京國保李警官的，公開信中透露，傳知行目前有兩人被捕，一人刑拘，再加上前傳知行員工，共有六人身處牢獄。這還不算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的律師夏霖被刑拘。
2014年浙江省官方進行了一年的“全省宗教場所違法建築整治”拆十字架運動，全省已有超過100座教堂被強拆，426座十字架被摧毀，這些數量僅僅只是針對基督新教的,此外還有對天主教會的教堂的被摧毀數字未統計。溫州是這次浙江省強拆教堂的重災區，教堂或十字架被強拆的包括：官方教會、地下教會。有的教堂還沒有竣工，即便手續齊全、也不能幸免。采取這一行動是借拆除違章建築名義，遏制基督教教在當地的過快發展。官方通過拆除十字架，希望減少基督教在民眾當中的影響，進一步減少基督徒的數量。同樣的暴行也發生在河南, 山東和安徽，12月19號山東青島的一座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摧毀,好多信徒們受傷。12月18號河南的一座教堂十字架被摧毀,信徒們為建造新教堂所積攢的400萬元人民幣被繳獲。
為了對抗中國增長最為迅猛的宗教的影響力，中共開展了是次運動，此舉標志著運動的顯著升級。官方對自己的舉措做出了辯解，稱教會違反了規劃要求。然而《紐約時報》查閱到的一份政府內部文件清晰地顯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眾影響的戰略的一部分。之所以壓制和打擊家庭、地下教會，是因為教會具備了幾項官方不能容忍的功能：是中國目前組織的最好，遍及面最廣而且也最大的非政府組織；其聯系中心和信仰中心在海外，不為官方所控制；基督教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一種新的思想和信仰，對官方重舉意識形態大旗造成了沖擊。
這些NGO發的展無疑會對社會自治、參與國家事務、公民社會的培養帶來積極的影響，這是極權統治所不能容忍的，如果說在維穩體制下它們還具有一定的空間，但是在全新的維安體制下則成了“國家安全”的大患。當局打擊、解散民間NGO機構、幹擾教會活動等目的都是為了壓制社會的自我組織，把社會牢牢地控制在國家手裏，維護極權統治體系的穩定。
收緊信息傳播 控制意識形態
維穩時代官方的維穩對象主要是針對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訴求，而在維安時代的維穩目標就是政權安全，防範“顏色革命”，意識形態領域成為維安的重災區。官方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拋出文革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鼓吹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高調抨擊普世價值、公民社會，以“中國夢”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號召來形造精神認同，利用權力管道和暴力加強思想控制，大搞輿論鬥爭，呼籲全黨“敢於亮劍，搶奪陣地”，為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而全面出擊，專制權力肆意囂張至政經文教各個領域，以高壓政策抑制民間社會成長，壓制自由思潮，在思想上進行洗腦控制。
2014年傳統媒體成為維安體制控制意識形態的最大犧牲品。當局強行推廣黨管媒體原則，以禁令系統、把關體系層層設防，媒體的言論空間被禁錮，黨化色彩越來越濃厚，媒體的市場屬性被扼殺，重新向黨報回歸。
2月25日，中宣部和中國記協召開會議，宣布將把新聞道德委員會的試點由目前的五個省市擴大到15個省市。分析人士認為，在各地增設新聞道德委員會是中共為了收緊對媒體的鉗制，試圖以整治新聞敲詐及假新聞的罪名進一步封殺批評中共腐敗現象的媒體聲音。
7月8日，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布新規，禁止中國新聞從業者擔任境外媒體特約記者、特約通訊員、特約撰稿人或專欄作者等。同時，要求記者在領取“記者證”之前，先簽訂保密協議。此後，知名媒體人宋志標因“觸犯”此規定被南都報開除。
官方把互聯網視為輿論鬥爭主戰場，是中共面臨的“最大變量”、“心頭之患”，所以對網絡的控制與打壓也是意識形態控制的最主要戰場。從實名制到封殺微博知名大V，嚴控社交媒體等控制手段層出不窮。在明確的“占領意識形態陣地”的指導方針之下，中共的理論媒體和軍方人物多次嚴厲咒罵社會的憲政、法治及民主訴求，“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等各種腐朽的紅色意識形態話語借屍還魂，不斷被各種官方背景的人士和機構有意釋出。直至“不允許吃著政府的飯，砸著政府的鍋，要發表不同意見，先把打破飯碗”。
隨著新媒體的興盛而出現的包括新聞從業者、媒介知識分子和網絡意見領袖在內的“新意見階層”成為控制意識形態的必然消音目標。對付“新意見階層”的主要手段是收編、分化、打壓。人民網副總編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政治傳播研究中心的演講題為《加強政治引領吸納網上新型知識分子》，透露了官方對“新意見階層”的處理手法：“經濟上給出路，消除職業網友。像五岳散人這樣的網友，一邊開餐館、開網店，一邊在網上發表對公共事務的看法。我覺得這是網絡意見領袖非常好的生存之道”。
“經濟上給出路”是官方的統戰策略，而對不合作者則按照不同“危害”進行邊緣化分化和打壓至刑事打擊。10月10日，廣電總局下發文件：“余英時、九把刀的書全面下架，野夫、茅於軾、張千帆、梁文道、許知遠等人的書不予出版”。而針對網絡大V的“清網行動”，採取正面打壓手法，擁有700萬粉絲的知名作家李承鵬7月10日被新浪微博封號。收編、分化、打壓外，基於體制佔領新媒體領域的策略需要，官方推出了周小平這樣符合體制意識形態的另類“新意見階層”，用宣傳機器密集形成表面張力“引導”民意，操控輿論，祭起消除自由思想，為體制意識形態歌頌和開脫的障眼術.
高校亦成為意識形態控制的重災區。11月14日，中共遼寧省委機關報《遼寧日報》推出大型策劃《大學課堂上的中國》，刊發編輯部公開信“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稱派多名記者臥底中國幾十個高校的課堂，調查發現中國的大學老師缺乏理論認同、政治認同、情感認同。《遼寧日報》的公開信文章獲得官方宣傳機構的極度肯定和推薦，官方媒體網站給以大量轉載。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等黨媒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對高校的意識形態教育大肆指責，被外媒解讀為開始新一輪思想領域特別是高等院校的肅反清汙運動的信號。
高校是自由思潮影響的主要平台，毛左大將、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說過：“在高校，共產黨已經成了準地下黨。”在這些人眼中高校就是“敵對勢力滲透的重要目標，通過各種途徑和手段向大學生傳播西方的政治觀點、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企圖用潛移默化的方式使青年一代全盤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因此對高校的思想控制歷來是意識形態領域控制的重心。
9月黨刊《求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標題下刊發了三份分別由北京大學、上海覆旦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發布的聲明，呼籲師生要對挑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言論進行堅決的鬥爭。10月15日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強調註意高校意識形態。同月官方下發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明確向全國高校下達控制思想的指示：在中國高校只能允許“黨思想的一元化發展”。11月20日，貴州省教育廳向各普通本科高等學校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教學評價工作的意見》，要求各高校在教堂中安裝 攝像監控系統，而許多地方的高校甚或整個高校教育系統早就悄沒聲地把這樣的系統建立有時了。
在此肅殺氛圍下，高校老師人人自危。不少大學的教師被官方約談過關，盤問其對憲政和普世價值的看法。對與官方意識形態持不同意見者則進行處理。講授憲法學的中國公安大學副教授王守田就因不當言論的罪名被拘留。而知名學者如北京大學的夏業良、中國政法大學的滕彪、華東政法大學的張雪忠等人也陸續被其所在大學除名，正如官方所言：“絕不允許這類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紙媒、網絡、高校嚴控一體化，力圖不留死角，掃除一切雜音，整肅意識形態領域，占領和控制思想陣地，達到在精神領域控制知識分子和媒體人，使其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