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中祥
幾年前，在一場「媒體報導如何避免將弱勢族群標籤化」公聽會中，一位平面媒體的副總編，聽完精障者及家屬上台表達遭媒體污名化報導對其生活、工作與人際相處所造成的困擾後表示，這是她第一次與精障者面對面接觸，要為過去的錯誤報導表達歉意，並說：在聽完大家發言後才知道「原來媒體是把刀！」
雖然媒體主管表達歉意，但也讓我好奇，新聞從業者未必有和精神障礙者接觸的經驗，採訪時也大多只是短暫接觸，認識有限，但為何精障者的新聞大多呈現其暴力與無法控制的負面形象？何以媒體自認的「善意」報導，在被報導者的眼中卻是「惡意」？這樣的落差到底從何而來？更讓我訝異的是，即使是資深的媒體工作者，竟然沒有察覺媒體的污名化報導會造成弱勢群體的傷害？直到面對面接觸才了解到「原來媒體是把刀」？
2006年9月，有電視台推出一系列關於開學季的報導，其中有兩篇新聞寫道，屏東縣的「新台灣之子」因為外籍媽媽不會國語，無法教導孩子功課，小孩因而缺乏家庭教育，記者在文末更指出「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未來又能給台灣多少希望？」。幾天後，媒改及移民、移工團體前往該電視台抗議歧視與污名化外籍配偶。隔年，我在一場演講中以此為例，說明媒體污名化對弱勢群體的影響。演講結束，有位聽眾向我表明，她就是報導這則新聞的記者，但報導是出於一片善意，要提醒社會大眾新台灣之子的教育問題很嚴重，並沒有要污名化外籍配偶，也不明白為何會遭到抗議？
有時，不是故意的，反而更可怕，因為我們已經把刻板印象視為理所當然，誤以為我們腦袋中弱勢者的錯誤形象，是他們日常生活的真實樣貌。也因此，許多出自於「我們」內心善意的同情，反而是「他們」眼中惡意的歧視。
媒體工作者也是普通人，在專業表現之外，也承載了社會的主流文化價值，他們呈現出的弱勢者圖象，往往是反應了文化價值裡的集體印象。
例如，Itule與Anderson兩位研究者就指出，美國的新聞界是以白人觀點來看到社會議題，新聞呈現的是白人眼中的世界。進一步來看，新聞報導中的用詞遣字往往不經意地反應出新聞機構，甚至整體社會的價值與意識型態。Carter等人分析美國新聞媒體所呈現的性別面貌，他們發現，中產階級的白人男性不僅掌握了美國新聞機構各個環節的重要位置，也呈現了男性化的新聞敘事。而英國的太陽報也曾就被少數族裔批評其新聞會議是「白人男性俱樂部」。
不可否認，媒體工作者大多是都會中產階級，而非社會的邊緣群體，他們通常不會是新台灣之子、外籍配偶，或者精神障礙者，因而很容易從「我們」的立場看待另一個世界的「他們」。
「隱形生產線」的作者白曉紅在這本書的序言提及，報導中國移工非法移民淪落英國底層社會遭到剝削的悲慘故事時，曾有過這樣的困惑。她說：
在採訪期間，一位在餐館廚房打工的中國人這樣問我：「你自己如果不曾親身經歷過，怎麼能了解這種生活是怎麼過的？」…我知道，我必須站在「他們」的社會位置上，才能了解「他們」的社會關係跟認同，「他們」真正的處境。
2009年，香港電台（RTHK）製作了真人實境節目《窮富翁大作戰》，讓香港社會的上層階級，走入基層，和底層民眾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五天，這段時間，他們露宿街頭，或者睡在狹小的板間房，也有人當清潔工或街頭攤販，透過真實體驗，了解與探討香港社會的長工時低工資、居住正義、世代貧窮、老年赤貧、地產霸權、階級複製、貧富差距等問題。而參加體驗的都是香港上流社會的政商名人，包括國際知名手機品牌香港及澳門區市場營運總經理林國誠，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的金融投資公司主席陳光明，香港名流之後、同時是知名律師的周國豐，以及香港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同時也是G2000創辦人的田北辰。
這個類似「下鄉」、「勞改」的節目也引來不同看法，不少人批評這其實是提供富人作秀的舞台，這些權勢者若真要改變社會，根本不必這樣大費周章，透過財富或政治影響力就能促成香港的改變。
這樣的批評雖有道理，但許多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有錢及有權人，如果自溺於自己的小圈圈，不開始走進社會、走入底層，又如何有改變的可能？就如同曾經參加過節目的田北辰在媒體上說的，上完節目後，心裡上有極大的轉變，以前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不能體會基層市民的感受，甚至以前覺得社會上不應該有籠屋、劏房的存在，但在實際體驗，和住戶接觸後，才明白他們沒有其他選擇。田北辰也說，自己在衡量各政策的可行性時，不再只講求數據或合法性，反而多了一些人味。
短短幾天的「體驗」當然很難有什麼偉大的改變，但至少是讓「我們」能更接近「他們」的第一步。而政治人物要能體恤民瘼，制定符合人民真實生活的政策，記者要能避免造成邊緣群體污名化，產製更真實的報導，恐怕都得先從放下「我們」走入「他們」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