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庫合作夥伴女聲網提供，文/廖千萱
2015年2月25日，包括我在內的18位在大年初四向廣電總局舉報春晚歧視的網友，開始陸續收到所寄郵件已被成功簽收的短信提示。一場轟轟烈烈的“女權戰春晚”行動，在隨著春節假期的結束而逐漸歸位的生活節奏裡接近了尾聲。
26日下午，我見到了我的朋友、同為長沙星星女權小組成員的塗秀亨。投寄舉報信當天，原本計畫和我一起前往郵局的她因參加活動的聊天記錄被家人發現而被禁止出門。另一位參與寄信行動的網友，則在郵局舉牌拍照時遭到了警務人員的驅趕。
和參與者個體的遭遇相對應的，是這次行動本身面臨的多方位封鎖。從20日“抵制毒春晚”連署發起至今，“女權戰春晚”先後經歷的連署網頁被遮罩、相關微博被刪除和多家媒體對這一題材的不予報導，無一不反映出此“戰”阻力之大、雙方勢力之懸殊，以及這種懸殊背後的權力關係之不平等（女聲註：23日，新浪新聞中心帳號@頭條新聞 轉載和報導了連署及舉報行動，後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轉載）。我不知道那些打著“捍衛春晚言論自由”的旗號，指責女權主義者此舉是“將自己的權利淩駕於他人之上”的線民看到這些事實會作何感想，而一檔代言官方意識形態、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播放、壟斷春節電視節目市場三十年卻自詡“大眾喜聞樂見”的節目竟然被認為需要捍衛其“言論自由”，這也恰恰說明了真正的自由與平權概念在這個國度是何等缺失。
就是在這樣一台“其樂融融”、“大眾喜聞樂見”的晚會上，我們看見女性被公然貶低為打折出售的“二手貨”和毫無個人意志、任由他人擺佈的物品；“中華好兒女”不知何故變成了“中華好兒孫”；女領導被醜化成通過性賄賂上位；40歲沒交男朋友竟然成了需要民警干預解決的“問題”……當大洋彼岸的影星們紛紛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從不同的角度呼籲平權，中國的春晚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將炮製歧視性笑點的“優良傳統”發揚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關得掉電視，關不掉戲謔談笑間輸出的價值觀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它正在滲透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許節目播出不久，就會有女人被父母以“你看連春晚都這麼說”為由變本加厲地逼婚，就會有女人因“大齡”單身而受到親戚家小孩的嘲笑。看似輕鬆無害的調侃話語無形中強化了一部分人的不利處境，更何況一旦聯想到當今失調的男女比例下，三千萬潛在犯罪分子亟待“慰安”的事實，我根本無法說服自己相信今年春晚節目中一再出現的“剩女論”臺詞僅僅是博人一笑那麼簡單。
比起堂而皇之的歧視本身，更嚴重的問題是大多數人對它的麻木和習以為常。女權主義者的抗議在被官媒評價為“小題大作”的同時，也沒少被那些事實上同樣受到冒犯卻不自知的線民們冷嘲熱諷。一頂頂“太敏感”、“矯情”、“沒事找事”和“玻璃心”的帽子背後，折射出的正是那些無處不在的不平等被回避、被默許的程度之深。而一句遲到的“零容忍”，既指向素來被視為常態的種種不合理現狀，也指向那種流行甚廣的，將一切對現實的不滿都歸結于當事人心態問題的邏輯——漫長歲月中，它曾經扼殺和消解了太多太多看似偏激卻極有價值的不平之鳴。是時候挑明這一切了，是時候站出來，向沉默的大多數展示沉默之外的另一種可能。
女權主義者聯手向春晚宣戰，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量變積累促成質變的結果。一年前“美麗的女權徒步”在沿途進行反性侵宣傳的同時，也順帶把全國各地的女權主義者們串聯到了一起，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為更大規模的行動打下了基礎；另一方面，隨著大眾意識的逐漸覺醒、年輕人群話語權的提升，越來越多長期被和諧表像所遮蔽的矛盾，也在日益高漲的反逼婚、“父母皆禍害”與批判“直男癌”呼聲中一一浮出了水面。“毒春晚”正是在這樣一個微妙的節骨眼上，成為了女權主義者們高調come out並向社會發聲的絕佳突破口。當然，它本身也並不無辜。
這次行動的規模和影響都是空前的。正如同行鄭楚然所言，“這些年女權主義文化宣傳和行動的成果在這幾天集中浮現了”。有人說，與男權分子辯論的目的不是為了改變他們的想法，而是為了讓過路的女人聽到——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抨擊春晚所引發的熱議能夠至少讓一部分人開始有所覺察和反思、最終使整個社會的平權意識有所提高，那麼毫無疑問，這將是比“央視道歉、春晚停播”更有價值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