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特約記者 陳淑敏
2014年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將滿一週年，上週六日（3/14、3/15）台灣教授協會於台灣大學舉辦太陽花週年學術研討會「重構台灣-太陽花的振幅與縱深」，邀請了吳叡人、吳介民、何明修等15位學者，橫跨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等多方領域，縱談太陽花學運延續至今的影響。
除了學術上的探討，第二天下午場「青年論壇」，主辦單位更邀請10位曾親身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青年們，在學運一年後，分享太陽花運動中的親身觀察，不論是社運中的性別議題、青年政治機會，更反省自身在運動之中的各種角色與衝突，最後有多位講者更重新回顧324行政院事件爭議始末。
青年論壇講者（由左至右）：陳信諭、王雲祥、黃佳玉、賴品妤、魏揚、賴中強律師
青年論壇講者（由左至右）：藍士博、陳廷豪、張芷菱、呂忠津會長、吳學展、吳崢
王雲祥：「三一八真的重要嗎？那後來五十萬人去哪裡了？」
民主鬥陣總召集人王雲祥以「如何與光環相處」為題，反問現場觀眾什麼叫做「太陽花世代」，為何光環要歸屬在青年身上，運動的主體不僅僅只是學生。
王雲祥拋出多句問句：「三一八真的如此重要嗎？什麼時候我們可以放下太陽花，可能換回一朵新的….豬籠草吧？」他認為大家真正該關心的是，330上街頭的那五十萬人後來到哪裡去了？當街頭的五十萬人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下一次又有機會種出什麼花來留住三一八的能量，甚至讓它更好。
台大社會所黃佳玉：「誰還記得社運女神的名字？」
黃佳玉以「從三娘到學生妹」為題，探討社運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當社運中的女性躍上媒體，不是被稱為「社運女神」、「XXX的女朋友」就是「小秘書」等稱號，不像其他男性學運領袖如黃國昌、林飛帆、陳為廷，永遠有自己的名字。女性永遠被當做一個如秘書般輔助角色，而非代表角色。黃佳玉更大膽直言：「為何後來很少聽到有女性跳出來說『我代表太陽花出來參選』，即便連范雲老師她也沒有說過她自己代表過什麼東西（意指野百合學運）。那為什麼今天那麼多的男性候選人可以用這個符碼出來說，我是太陽花世代候選人？追根究柢，是否這社會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怯懦的，去輔助大家維持一個和諧的狀態？」
黃佳玉更以自身經驗為例，社運期間，當她曾經是XXX的女朋友時，她可以進入決策圈的會議之中，一分手之後，她卻無法進入任何會議之中。她質疑起自己在組織中的角色，除了「XXX的女朋友」以外，難道不能代表她自己？為何分手就失去了參與決策圈的角色？
圖為黃佳玉製作投影片「十分鐘了解社運圈的性別議題」
而她最後也鼓勵各位女性能反過頭來省思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不自覺去迎合社會對女性的期待，躲在小妹妹般「溫馴、柔弱」的保護傘下？期待女性們都能有自覺去正視自己應有的權力位置與角色，更加勇於投身公共事務。
賴品妤：「性別標籤不是我穿上正常的T恤就會改變。」
同在現場，曾經被媒體冠上「學運女神」的賴品妤也心有戚戚地道出她投身社運以來，因女性角色、外貌甚至穿著打扮所不斷招致的標籤與批評。平時熱愛cosplay裝扮的賴品妤自嘲表示：「剛開始投入社運，可能因為我的外表打扮看起來『行跡可疑』，有些人會針對外表質疑，你穿這樣來社運是為了博版面嗎？甚至有前輩私訊我說，你看起來就是要去外拍當show girl，你過來這裡幹嘛？」有段時間她一度質疑認為是自己的問題，為了讓自己符合大家眼中的「正常裝扮」，特地去買一些別人認為比較「正常的衣服」去參與活動。直到後來她發現那些人仍然會繼續以「外貌、打扮」攻擊其他社運女性，她才頓悟到：「這個東西（性別標籤）不是我多買幾件我不常穿的T恤就會改變的，所以我決定繼續當回那個行跡可疑的自己。」
吳學展：「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那自己的未來呢？」
台大新聞所學生吳學展以「畢業了，然後呢？」為題，提醒時時心繫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熱血青年們，關心國家未來的同時，也不要忘了自己的未來規劃。「我相信大家都能夠對當前的社會提出一套基本的論述，例如稅制改革等等各種議題。但被問到自己的未來呢？每個人都是這個社會的一份子，如果你連自己的未來都想不清楚了，你又怎麼講得清楚一個國家的未來？」
這樣的擔憂與問題，來自吳學展先前寫了一系列的人物專訪「後太陽花學運臉譜」，當他聽了越來越多人背後的故事，過去、現在以及未來，讓他體悟到，生命本身的異質性太高，而在台灣現存的僵硬教育體制下，難以培養學生自主思索未來的能力。吳學展強調：「你必須不斷地問自己，過去做了什麼？未來要做什麼？這些自身的問題要不斷地一直處理。你要先成為一個人，再成為一個台灣人。」
魏揚：「佔領國會行動的空間意義，反而強化了空間權力？」
黑色島國青年成員魏揚以「如果再來一次、兩次、三次」為題，重新省思太陽花學運過程中的佔領國會意義。魏揚表示：「如果說佔領這個行動的意義在於『空間的解放』，你要去解放這個空間，那麼318佔領到底對於議場這個空間做了什麼事情？」魏揚認為在整場運動之中，立法院議場仍然區隔出一個決策空間，存在立法院場內與場外的溝通斷裂與認知落差。不然為什麼學運過程中出現有人要衝進議場，被解讀為要「奪權」？這樣的預設前提是：「議場裡面有權」。
魏揚強調：「當代議制度出現缺失，忽略了有人民的地方就是議場，那三一八行動並沒有真正糾正這個代議空間的缺失，反而重新強化了議場權力空間的僵硬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