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書（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幾天前，我在網路上發表了〈社運共同體與倫理：從一個背叛群眾的事件談起〉一文。其中談及藍士博、陳廷豪等人作為當天重要的行動者，在談及當天的事情時卻百般遮掩，我認為他們應該要站出來，公開談自己拋棄群眾並在群眾被打時躲起來這件事，而且他們也必須交待自己是基於什麼政治判斷這麼幹。
要求交待，並非解消政府的責任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雖然不意外地沒有獲得任何正面回應，但是至少斷斷續續看到了下述幾個質疑：
一、所謂的「真相」是有可能的嗎？到最後就算有人交代了他所理解的當天情況，就算沒有粉飾，也很有可能是片面的。既然如此，去那麼大動干戈地要求交代有什麼意義？
二、當天參與324行動的民眾大多不認識陳廷豪、藍士博等人，就算這兩位出來給一個交代，又有多少人在乎？有意義嗎？
三、324當天的行動之所以失敗，有很多結構性因素，不能完全怪罪於個人。我們現在要做的應該是好好分析這些因素，並問下一次如何更好，太過聚焦於個人，僅會導致獵巫的惡劣後果。
可能會有人聽到說要談「倫理」，就直覺「啊又是一個用冠冕堂皇的語彙來鬥人的傢伙」，但我自己絕非（也無意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必須嚴肅澄清的是，當我提及「他們必須交待」時，絕非要成王敗寇式地把行政院事件的失敗責任丟到某些人頭上；我也十分清楚，真正需要「究責」的對象，必定是當下進行鎮壓的政府。
畢竟這代的青年行動者幾乎都沒看過水車，這能怪誰；指揮者在場內哀求鎮暴說「不要再打人了，我不會要外面的人衝進來」，卻不知道鎮暴的思維是「原來這樣有效」而打得更兇，這能怪誰；你要群眾走群眾不走，這能怪誰。一次行動的成敗，背後有很多結構性的限制，更與先前的諸多運動實踐路線有關。
因此，近日很多人在討論318當時的某些決策是否正確，但我對於當時的策略選擇，包括是否全面佔領立法院、以及把人當做「工具人」來使用的問題，其實都很寬容。因為有什麼力量就只能做什麼事，當時的草根民主實力真的有辦法做到不把人當做工具人嗎？其實很難；你說當時的策略選擇應該哪樣才對嗎？當時亂成一團，現在的檢討很多都是馬後砲[1]。
但我認為這件事情既然是有人策劃的、有人動員的、有人指揮的，也真的有人因為你們這麼做而去了，那麼出了事無論大小，你作為擁有更多資訊了解當天到底怎麼回事的人，就有必要出來給大家一個當天狀況的說法。
然而，如同上述的質疑一般：堅持要一個交待，到底有什麼意義？這件事情交不交待、或早一點晚一點，又有什麼差別？
關鍵：社會信任與政治關係的想像
這幾年來，很多人在談要怎麼克服「人民覺得政治很髒」所造成的參與冷感，卻沒有進一步探討「人民為什麼覺得政治髒」，只指責這種各打兩黨五十大板的思維是種「去政治化」。但這種談法卻沒有回頭想想，當80、90年代黨外或後來的民進黨還被指認為一個進步的政治勢力時，他們怎麼在隨後的實踐中拋棄人民的[2]。
如同黃詠梅所言，我們要求正要參選的藍士博出來面對這件事情，不是政治潔癖、更不是在排斥政治，這正是在進入一個政治關係。而至今他們對這件事情的沉默裝死，也正是他們正在預演未來他們與人民之間的政治互動關係。
同樣的，我也不認為「參選」作為太陽花後的政治實踐，一定具備了哪種進步性或保守性。關鍵在於在選舉的過程中，你怎樣面對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只是喊一喊進步口號拼媒體效應[3]，在這個政治機會搶個位置？還是真正連結在地進步力量，走入人民當中，重建政治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要求交待其實不只是一個「社運」倫理[4]，而是如果我們要讓人民得以充權（empowerment），進入政治生活時的一個社會基本信任問題，是你怎麼看政治與人民應該維持哪種關係的問題，是你認為這一代運動要走多遠的問題。擺進具體的情境，是以後有青年參加運動的時候他的親友會不會冷冷地跟他說「你又要去莫名其妙被打啦」的問題。
另一個可供參考的相反例子是樂生。樂生的抗爭當然也有其法律風險，但他們選擇的是輪流拿mic輪流被起訴。樂生的抗爭者絕對不是明星單打獨鬥式的，他們雖從網路號召得到群眾，但清楚知道自己主導行動的政治責任。
在基進民主的意義下，國民黨從未與人民站在一起，民進黨背叛了群眾只充自己的權，留下一堆無權的人民，難道社運也要走上這條老路子嗎？這件事情發生在與我同世代的青年運動者身上，怎麼不讓人戒慎恐懼。
因此，要求他們出來對話的意義其實很簡單，社會學行話就是要重（建）構個涂爾幹意義下的集體意識，白話就是有人太不上道應該有些行規。這就回應了最剛開始的問題，這種要求與群眾是否真那麼認識陳廷豪、藍士博無關，內容是否真能道出「真相」也未必那麼重要（如果太扯，自有人出來對話）。
極端點說，我甚至認為這件事情沒談出來，後面去談結構性的限制以及未來如何不再發生這種悲劇等等的問題，都只是飄在雲端上的發言而已：當下大家相忍也就算了，拖個一年連個說法都沒有，卻有時間有本事去參選去台大開研討會，未來誰還要理你啊。當這種互動關係不被檢討，去談未來要怎麼辦，不過是下一個賣群眾的投機份子溫床。
為自己負責，也為自己鬥爭
但是要檢討這種互動關係，就不能把群眾當做是綿羊般的受害者。對於「要求交待」的其中一個質疑是「人民懶得思考，只想把自己放在支持者的位置上，也必須自我負責。那種等著對方給你一個交待的姿態，一來是幫人民逃避自己的責任，二來也否定了人民的自主性」。
我其實同意這樣的說法，因此，我覺得「要交待」的姿態不是乞求，而應該要是鬥爭。世界不會自動變好，鬥爭有其必要，在我們談解放時，既為自己做決定，為自己理念而戰，自然也意味著自己不該被利用。
但在另一個層面上，我們也必須理解到台灣目前的人民普遍無權、缺乏公共參與管道的現狀。而在318之前，台灣社會對於「如何參與一場社會運動」的想法也是極其匱乏的。除了少為人知，耗時也長的日常參與外，更多顯現在人們目光當中的，就是特定節日的集會、遊行，把自己當做一個支持的人頭出現在現場。
因此，在談論自主結社、在日常參與公共事務、作為一個政治主體自我負責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在當前這些掌握了更多政治權力（不管是資訊或是人脈）的既有社運參與者，是為台灣接下來的民主參與添上一塊磚，還是拆掉一塊磚墊在自己腳底下。讓這種沒有絲毫原則的人躲了過去，幾年後現在絕口不公開談的首謀、總指揮頭銜就變成了政治資本之一。
去組織化與親友團
最後，這麼做是不是太針對個人、太「獵巫」了？我同意不該太過針對個人（尤其還有其他躲藏尚未現身的個人）。但重要的個人被質疑時，只會推拖閃躲飄，躲不過了親友團就出面助拳，反過頭來喊追殺。這到底是分類械鬥，還是社會運動？有人說這種要求是「破壞團結」，但一旦放任這種投機，破壞了更根本的信任，未來更大規模的團結如何可能？
因此，這並非「他人很好他有打算面對」就可以帶過的事情。當我在說「社運圈作為人際網路」時，並非指人際網路不好，而是不能「只有」人際網路的思考方式，不然我們到底有什麼好指責國民黨的群帶關係？有朋友說社運圈太多話語太少做事，我倒覺得在太陽花後的公民覺醒風潮下，是太過怯於公戰而勇於私鬥。
其實，或許「去組織化」才是一切社運倫理的根源，導向了缺少對彼此的監督[5]，將參與者工具化，乃至於沒有公戰的土壤。因此我無意苛責一些朋友在這方面的保守，那或許是因為在這幾年當中，組織基礎孱弱，很多運動要搞真的就是親友團。一場在政府機關前面的行動，揪來揪去就是十幾二十個人來撐起一個人數可能比警察還少的場面，結束後再去喝酒談天。在這種狀況下，行動不太會出什麼事情，出事了要交待也容易，而這些人也的確願意在「同伴們」面前交待，保護「同伴」，但324的行動中，所牽涉到的人卻遠遠不只是「同伴」。
但若真是如此，那問題就變成：既然已經回不去（也不該回去）那個只有自己人衝一發的台灣，這種親友團運動的思維若對進一步的社運擴大參與有害，那麼思維是不是應該要相應做出改變？
如果答案為是，那麼這些人公開給323一個說法就是個開端，尤其是要參選的藍士博。這也是318前就已經參與運動的團體或個人，為更好的參與土壤所應該做的事情之一，就算可能衝擊選情，就算可能收到傳票，至少不會讓人心冷。
然後，我們就該開始討論組織與路線的問題了。
[1] 我的意思絕非因此就不需要檢討當時運動決策的成敗，但應該至少要上升到運動模式的檢討（比方說近年公民覺醒、網路動員等去組織化模式），才不會落入對個人判斷能力的簡單批評或陰謀論。就算要對個人進行檢討，也應該放在這樣的框架當中。
[2] 比方說，426事件。請見卞中佩http://blog.roodo.com/torrent/archives/8343163.html
[3] 如果要那樣喊，我們投朱立倫就好了。他最近說的話也很漂亮：https://www.facebook.com/llchu/photos/a.10150203988710128.444041.10150145806225128/10155336273260128/?type=1&permPage=1
[4] 除此之外的一切社運倫理，我認為都要具體回到每個運動的願景、路線來談。不然就會變成「嚴拒旺中」vs「利用旺中」、「進入民進黨打倒國民黨」vs「進入國民黨當內奸改造」的爭端，成為語言遊戲。
[5] 比方說所謂的「分進合擊」沒有組織，拉不出彼此的路線，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該「分進」，什麼時候該「合擊」？這些都沒有出現，分進合擊不過是在粉飾上有意義而已。大部分時候「分進」其實就是「我要去找我的政治機會呀你別扯我」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