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影/文史工作者
近年來的學運、社運實踐中，「造神運動」、「清流政治」、「論述匱乏，情感當道」…等種種現象，經常飽受批評。這些現象或許是既存的現實，但是如果不能分析出形成這些現象的物質基礎、結構性原因，只是將之歸咎於當事人行動策略的選擇，或是群眾集體情感的投射，都無助有效於轉化改變這種現象。甚至會讓於這些批評質疑的言論，看起來很像是某種打高空的道德指控。
一、論述的物質性與身體性，以及中介團體的作用
在一片所謂當前的學運具有「論述匱乏，情感當道」的現象的批評中，首先得對「論述」(discourse)這個概念進行分析。論述這個詞因為是來自於語言學、文學，所以我們往往會想像成是語言、文字的生產，以及關於概念的思考。不過至少在傅柯的脈絡裡面，論述不是只有語言文字的構築，而是泛指任何能夠生產「意義」的機制，因此除了一篇論文、文章之外，一個空間的設計、座位的安排、乃至人的行為、行動的安排，也可以是一個論述，只要這些實踐是圍繞著一個或多種意義而建立起來，形成一個具有秩序的整體。
從論述的「物質性」、「實踐性」出發來思考，清大教授李丁讚很久以前寫過一篇很棒的論文，叫做「公共論述、社會學習與基進民主」，裡面從社會學習的角度，也就是一個社會如何可以從當下的發生的問題進行論述、討論、學習，從而建立起新的認識和行為的「慣習」，讓類似的問題不再重複發生，。這篇論中提及的的論述，特別是社會的論述，其實有兩個層面：
第一、在因為某著重大事件發生後，在那個事件造成的劇烈情感、情緒的驅使下，透過語言、文字的討論，對於事件本身以及相關的結構，還有牽涉進事件的當事人，進行多元的、涵蓋規範面與操作細節面、對話並互有交鋒的討論，以把問題的原因、結構釐清，形成對解決問題的新行為「慣習」的認識。
第二、在形成對於新的行為慣習的認識後，透過中介團體的存在，進行相互監督以及自我監督，執行一種「把規則寫入身體的工作，一種布爾迪厄意義下的「教化性工作」（pedagoic work），只有形成一種身體、行為、思考問題上的新的慣習，這個論述才不會只是淪於語言文字的空談，才有可能具體改變社會的慣習。
以上兩個層面，都涉及到「中介團體」的存在，在第一點上，，透過多元團體的內部和外部的互動討論，對內形成團體內部的共識，對外和立場、位置有差異的團體進行對話，以產生對於問題更深刻的認識。在第二點上，當一個新的認識形成之後，也需要透過中介團體的力量，進行自我以及相互的監督，進行「把規則寫入身體」的工作，這樣的論述才會產生「理論一旦掌握了群眾，就變成了物質的力量」的作用。
二、情感的作用
我同意對於最近發生的幾個比較重要的社會事件，都具有「論述匱乏，情感當道」的現象的觀察。不過，我想說的是，至少在前述我李丁讚的論點的脈絡下，情感或者說情感的動員，其實是必要的過程，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巨大的情感衝擊作基礎，一個社會或者說我們不太會去主動思考討論一個議題。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其實學運團體內部的性別問題都一直存在，但也就是因為最近的事件引發的情感、情緒反應，才使得這幾天內在臉書上增生了各種各式各樣的論述討論，有交鋒、有不交鋒的..。如果沒有感受到政治社會環境的衝擊，由此產生的失望、悲傷、憤怒….等等情緒，應該不會產生白衫軍、太陽花這樣大規模的運動，情感或者說「情感過程」是社會運動實踐過程中必然需要有的環節，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情感」，有情感的驅動，論述才有可能不斷往前進，同時從語言、文字的論述走向物質、身體的論述，並且驅動「把規則寫入身體」的工作。
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情感或信任做基礎，所謂的「公共領域」的對話，其實也不過是以語言文字為武器的廝殺而已。這可見於社會主流的公共領域對於社會弱勢者的排除。一個有效的公共領域的對話，最起碼要伴隨著一種對於「他者」的尊重、理解、同情的態度，否則就真的只是一堆沒有身體的大腦在進行戰爭而已。
因此在運動實踐過程中，建立起某種程度的「一體感」、「信任感」或者說「共同體意識」可能是必要的，問題在於不能只是停留在這裡，以及如何讓這樣的「一體」、「共同體」可以包容更多不同的聲音。至於那種以理性、獨立、自足的個人想像為基礎的參與，我不覺得能夠形成一個有意義的對話，因為完全只追求個人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行動，是無法形成一個持續性的論述的，而要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一個「把規則寫入身體」的「教化性工作」（pedagoic work），就更是難上加難。連最威權、最「教化」、最規訓的軍隊都還要有團康、榮譽團結會、莒光日..這樣的活動，更何況是一般的組織呢？
三、論述性與組織性
因此，在最近許多臉書文章中，極力批評近年來的社運、學運實踐中的「造神運動」、「清流政治」、「論述匱乏，情感當道」等種種現象的背後，我其實看到是一個「組織性匱乏」的現象。如同一開始提到的，不管是在論述的第一個層次（語言文字）和第二個層次（物質身體），其實都需要一個或多個的「中介團體」為工具，只是一群獨立、自我滿足、自我追求的知識份子，是無法形成具有社會變革效果的論述的。就像戰後那些在臺灣那些曾經發表了許多偉大的哲學、歷史評論的學者一樣，不管是訴諸於中國傳統哲學還是西方自由主義，因為對於群眾生活的具體現實沒有考察，沒有形成具體進入社會實踐的對話和身體規訓，因此都只是在構築語言文字的華麗殿堂而已。
這裡也同時回應到最近許多認為太陽花學運或者說最近臺灣的學運，「缺乏思想」、「缺乏論述」或者說「缺乏一個或多個可資討論的戰略性框架」的說法，其實在論述的語言文字的層次上，我覺得這些意見都大同小異，只是針對性不同而已。但是在這些所謂的「缺乏思想」、「缺乏論述」…等種種現象背後，其實是一個臺灣學運的組織傳承斷裂、組織發展薄弱的一個非常具體的、具有物質性的現象。如果說野百合學運存活到現在的學運社團連一隻手都數得出來，如果說現在看起來風起雲湧的青年運動，其實各校內的社團、組織大部份成立都不到四年，大部份都只是學校內唯一、甚至是首先存在的一個「異議性團體」，那麼一種深入而相互對話的論述要如何形成？一種把「規則寫入身體」的工作要如何形成？
這不是找幾個大教授、研究生寫寫幾本大書，寫寫幾篇大論述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知識份子如果想要讓自己在歷史上留名，顯示自己曾有過的「真知灼見」、「先見之明」是一回事，但是如果要讓自己生產的論述對於當下具體的社會實踐產生培力作用，產生具有推進社會變革的作用，那麼進入更具體的實踐細節、進入日常實踐的物質、身體的層次，我想是絕對必要的。
在缺乏一個具體清楚的戰略，甚至缺乏具體明確，具有社會行動力的集體（或中介團體）的前提下，只是各個獨立的個人根據自己的社會位置和社會關係，進行「盍各言爾志」的行動的情況下，任何對於某些明星人物行為的臧否、對於某些政黨/社運/學運團體的批評…等等大量文字論述的生產，其實就只是像李丁讚論文中描述的，臺灣社會關於「食物中毒」現象的討論一樣，只是不斷的在生產大量的語言文字，但是沒有在思想上和身體上，產生具有改變、既有身體慣習、建立新的身體慣習的可能。
而許多青年學子持續不斷的衝撞體制，所謂「衝場子」的行為，雖然不管成敗如何，都可能在個人的心理與身體上造成巨大的成長能量，但是因為沒有一個可以支撐對於這些經驗的討論、反省、深化的機制，這些難得的體驗能否轉化成為成長的動力，就只能看個人的造化了。最壞的狀況，輕則讓年輕時代的衝撞只是成為年少輕狂的一個浪漫回憶，重則成為跟隨著當事人一直走不出的陰影。
「任何一種歷史的行動只能由『人的集體』來完成。這一點預定要達成一種『文化—社會』的統一，在這種統一之下追求各種目的的分散願望在同樣的和統一的世界觀的基礎上，為了同一個目的而結合在一起。正因為這一切都會是這樣發生的…關於集體製造同樣的文化『氣候』的一般問題的重要性就很明顯了。」—葛蘭西，《獄中札記》
參考資料：李丁讚, 1997,＜公共論述, 社會學習與基進民主：對「食物中毒」現象的一些觀察＞,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5期：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