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汪生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學生
楊弘任（2007）曾在《社區如何動起來》一書中強調「文化轉譯」的重要：
社區生活裡，處處存在著人群網絡，但卻不表示既有的網絡可以隨意被動員到特定的社會行動來。這些人群網絡比靜有其地方生活中長期熟習的文化習性，不是不能被改變，但也不是輕易能改變。於是，在社區營造中，一方面是以往的社運、結社等行動者必須找到一套行動模式或溝通界面，才可能有效連結並動員村落裡的在地人群網絡；另方面則是一旦這樣以社區認同為號召的人群網絡逐漸形成之後，原來隱而不見的潛在對手也將間歇性地浮現了，這樣的對手也就是一樣以網絡的組織形式而存在的地方派系……不管是從社區環境景觀改造、社區文化與美學、社區特色產業、社區的社會福利等議題出發，社區行動最終都將碰觸到地方派系的問題。……因而，在社區行動之中，也就無可避免要碰到「文化轉譯」的過程，透過這一個機制，網絡方能成為有用的網絡，資源方能成為有意義的資源；如此，才能進一步去促使「公共行動社團所持的改革論述」與「村落傳統組織的實作習性」，相互轉譯而逐步建構出新的社會想像。
反之，「社區為何動不起來」，也很可能跟「文化轉譯」這層工作沒做好有關，寡婦樓保存運動的末期，因為主要打點是在「文資保存會議」上，希望借由暫定古蹟的方式，爭取到六個月的緩衝時間，以致整體論述聚焦在北赤土崎村裡的日本煉油廠房，作為「二戰工業遺址」的意義。我們認為社區為何動不起來，其實可以大致分為「外力分化」與「內部張力」兩股力量。外部與內不可能不只以運動者內部與運動者外部來分，而是以市民社會為內，國家機器為外的方式來分。這外力分化為顯，內部張力為隱的兩股力量運作之下，居民逐漸離開這場運動，而成為一場「沒有居民，只剩文史工作者」的運動。
（一）外力分化：國防部如何摧毀社群關係
無論居住在北赤土岐村與忠貞新村的人，是否存在一種眷村認同，一開始由散兵組成的北赤土岐村與由聯隊長袁和率領的空軍工程聯隊忠貞新村有什麼差異？再到經歷人群流動、世代交替的現在，這當中認同發生了什麼轉變？這些社區當中生存的人們，本來也形成了一些網絡，然而國防部用各種手段，嘗試破壞此種網絡。其實在學生參與運動的初始，也就是4月28日去見市長許明財的場合，在居民王建國的發言中就可見出一些端倪：
只是，所謂的違占戶、違建戶，是國防部我們初步認定，我們從民國43年我出生，到民國103年，我都是違建戶，國防部的公文、聯勤總部、陸軍司令部，以前這個地是中國銀行的，後來變貿易公司，後來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我們都是違建戶，可是103年1月開始，我們是違佔戶。那現在我們碰到一個問題，你們可以順便，可能剩個3戶還是7戶不確定，那就違建戶該怎麼挖該怎麼弄該怎麼整我們把它弄一弄，變成一個很好的事情。
隨著學生訪調隊逐漸深入社區，我們逐漸了解更多關於「違建／違占認定」如何成為一項分化居民的手段。
關於違占違建的認定，按照行政院訴願查詢系統所載「王建國因違占建戶資格事件」2中之說明，應該是依照「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注意事項」辦理，然而在「國防法規資料庫」中，卻無法查詢到這筆條文。僅能從訴願系統的說明中，僅知此行政命令「陸之一規定，凡於85年2月6日以前非經合法程序占有眷舍者，為違占戶，若屬撥地自建或配合主管機關令頒『老舊眷舍整村整(修繕)作法要點』辦理整村整建列管之房舍，因私自頂讓或其他原因經註銷居住憑證；符合補件作業者，亦同；非附屬於既有眷舍而未經核准自行興建構造上及使用上具有獨立性之建築物，為違建戶。」違占違建的認定，攸關眷戶於眷改過程中的權利，因為此行政命令「陸之十四規定『違占戶辦理拆遷補償，因建築物仍屬公物，不予核發自拆獎金。』」而「違建戶」則可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違占建戶拆遷補款發放作業要點》發給自動拆除獎勵（助）金（自拆獎金）。
在報導人A與我們及一名記者談話的過程中，可以略加理解居民是如何被國防部，以這種「違占違建認定」手段一步一步分化的過程。
居民：「明明我們從民國40年到民國102年就是違建，聯勤總部的、陸軍司令部的公文所有都是違建，102年國防部政治作戰局來丈量的資格還是寫違建，103年變成違占。那我當然一開始就來帶他們鬧啊，可是有的人不跟我一國的，就領到錢了……」
記者：「有人看到領錢的，他就動搖了。」
居民：「怪我啊，都是你，他們都領了，然後他又不願意啦。只要已經進來的就來不及啦。然後他又不懂。一直個個擊破，本來是40幾個我在帶頭的，剛好畫空軍的、陸軍的，他就開始切啊，然後XXX非違占違建，結果我帶他去臺北跑跑跑，他發掘他太厲害了，她姊姊是中華大學的講師，她好像也有一點懂法律，把那個法條通通弄出來，發覺不對勁，那天開會，自己跑來了，當場說她是違建戶，她隔一天就不來了。」
記者：「又跑一票了（笑）。」
居民：「對。這邊這個OOO也是啊，弄弄弄弄，他們有關係，他們教他了，就是找那個建築師來測量它的獨立性，那它是沒有獨立性的，可是建築師他們就說你們是可以，其實是完全不行。然後我也不敢說他們是建築師他們就說你們是可以，其實是完全不行。然後我也不敢說他們不行，然後就又跑一票了。後來那天我就跟國防部陳情，我就開會我就說，你可以一直這樣子改，就是你的權限很大，那我就問他，樓下也是違建，可是樓上，我們（寡婦樓）樓上跟樓下是完全不一樣，我們樓下沒有樓梯，不通。他們是自己蓋的，所以他們違建，我違占。然後呂學樟說對，要用比例原則給他們重新判，然後來了，國放部更賤，到現在不告訴他們，是違占還是違建。」
記者：「其實已經認定他們是違建了？」
居民：「應該是，打電話跟他說是違占。我一直打電話問他公文，他說沒有。然後就是要卡住他們，要他們三個不要跟到我。你要跟到我一直鬧，你就是違占；不跟我偷偷摸摸，你就是違建。」
說到這裡，報導人A還要我們直接去問尚在屋內的當事人，是否所言不虛：「我要跟你講真的，你現在進去問他們，你們違占違建公文有沒有收到？現在去問。講話要負責不要以為我再亂扯。」果然他們說沒有收到。
報導人A繼續說：
呂學樟是法治召委，就等於是台灣的法律的頭頭代表，他出面講的話就算。他如果說他們是違建的話，他們就幫我幫得更厲害，那如果說他是違占的話，他們就不敢。三個禮拜前他們打電話說是違占，你講說三個禮拜前打給你的，是不是已經可以寄公文了？早就可以。實際上應該是違建。一開始就沒標準。就屋子裡面的空軍，違建；其他人全部都違占。我們本來就是違建，空軍只有一個承辦人，而且空軍認為這個本來就是違建，所以不理你陸軍，我們是平等的；你說是違占那是你的事，不理你，然後我們發覺這個情形，我們去問國防部，國防部就……空軍其實比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的頭大，空軍總司令是上將，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的局長是中將，但是他是承辦人，所以他不能命令他，他不能命令他的時候，他通常就可以命令陸軍，就是叫陸軍改，那陸軍就來看一看不對勁，那空軍如果不改，我們的工作就會死翹翹，好，可是我們又不全改，那就改一小部分，順便切了我們部隊。我原來召集很多一起行動就是一大票人，嚇到市政府，嚇死他們。現在少一塊，過一段時間又少一塊，就變這樣子。所以他沒有標準。他既然沒有標準，可是他訴願他贏，第一次我的訴願被退回。可是92年國防部眷村改建發放作業要點，他根本就不答覆，不理你，行政院駁回的時候，他只登記，他根本不提訴願的東西。我現在有點疲了。我寫了你不提最好，我現在叫大陸的北大來弄你。
為什麼會做為分化的手段，除了國家機器自鑽法律漏洞以外，報導人A也認為有報復的成分：
這個有一個一開始做錯的，我一開始在國防部廖國棟服務處，跟他們對談，我一開始就錯了，我就把資料問他們，就像你這樣子問，國防部的上校周賭然，長得很帥，很認真，也很懂，一直談，我們四個他們四個，還有立法院的秘書，最後結論是說，你們提的這些我知道，我們國防部有行政疏失，我回去研究慢慢處理以後跟你們報告。結果忘了過了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他就調走了，那我等了一兩個月，我覺得沒有答案，我就寫陳情書給監察院，過程、時間、地點、內容，寫給監察院，請監察院糾舉他或叫他答覆。結果監察院就給國防部公文，然後就把我的陳情內容也寄給他，那國防部和空軍司令部就開始認定我是要羞辱的人。後面開始就是陸軍是違建、空軍是違占的的去陳情，他發覺我有花腦筋我有花時間，就開始逮到機會就拆我的部隊，我原來有帶三、四十個在，你現在要違建，它可以把全部都變成違建，可是他不要，就切2/3說他們是違建，他們認為說他們是違建，剩十幾個，剩十幾個再把你拆，現在就剩下3個是違占，就這樣子。
另一項國放部使用的手腕的明證是，在「違占建戶改建申請書」中，在所提供之三選項中的第一選項，即「依本條例第23條及本細則第21條規定，於主管機關公告期限內搬遷，並自願全額價構26坪型住宅乙戶」，後來報導人A發現，後面兩選項所載之「領取地上物拆遷補償款」，其實也適用於選項一，卻沒有載明，以致多數住戶選擇二或三，以致留下較多住宅空屋，讓建商賺取更多賣屋利潤。
（二）內部張力：社區工作者與居民的空間認知差異
社區工作者與居民認知上的斷裂，我認為主要反映在幾點上：仇日情節、空間感受、自拆獎金、保存價值四點。
社區工作者與在地住民之間，從一開始即充滿許多矛盾，甚至有直接的衝突發生。在4月3日居民自拆「寡婦樓」一面牆始，文史工作者即揣測是為「自拆獎金」，這點也有居民不諱言。在自拆事件後，學生第一次參與運動的4月28日，經過中原大學教授趙家鱗、議員候選人鍾淑姬操作，在事先約好的情況下，我們準備些許道具，尤其「要做文化的推手？還是古蹟的殺手？」標語牌，來到新竹市政府見市長許明財，主打的論點較為多元，大致聚焦在「日本軍事產業遺構」、「建築特色（六燃遺址最長者）」、「二戰史」、「日遺廠房與眷村共生關係，都更應為第三段共生，而非破壞」、「軍事工業到電子工業的產業發展史」等幾點（圖）。那一次在還沒進入會場前，文史工作者等人，即在市長室外面與金城文化協會理事長李博駿所率領的居民們發生口語衝突；李伯駿在會議當中表示，現在這些人這樣亂，能夠為他們爭取到一兩百萬的自拆獎金嗎？一名報導人曾經描述過當初由他率領的部隊（居民）每次都40幾人，走到市政府都嚇死那些政府官員，但到我們參與的4月底，卻已幾乎成為一場「僅剩文史工作者」的運動。
1. 「寡婦樓」名稱爭議
關於「寡婦樓」一詞的爭議性，4月28日時站在與文史工作者對立的另一邊長桌的居民王建國說：
『寡婦樓』……每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看法，我有問過我媽媽，她說當時都是21歲、22歲的小姐，先生不在了、打死了，才在那裡你知道嗎？（哽咽）可是……我的媽媽並沒有說寡婦樓不好，我說她怎麼會叫你們『寡婦樓』，我媽媽說我們那時候都是年輕的小姐，很多人要來追我們在樓下叫我們然後我們都沒有理他們，我們在想說，國家都沒有了逃到這邊來跟你們講什麼呢。我媽媽說，寡婦有什麼了不起，國家都沒有了，他們叫她『寡婦』她不在乎。
大家都沒有在乎『寡婦』這個問題，可是它確實是不好，比如說王鎮樣也談過，我們那邊很多都是寡婦，寡婦就是先生先死，那他就想說大概他要先死，他太太才是寡婦，他會有這樣的心情是很重的。我們並不很希望那個寡婦樓並不是稗官野史或是一個名字，我媽媽的意思好像是說，他們看不太起這些人，都是在那邊的，然後他們又找不到她，他們就說那是一群寡婦，事實上她們都是寡婦沒錯，然後就把它們弄成一個寡婦樓，你們也看那張相片嘛？那裡面全台灣沒有一個眷村是這樣子的，那個真的是很可怕。
在李伯駿的堅持與王建國的補充說明下，後來文史工作者較為避開使用「寡婦樓」的詞彙。部分文史工作者更加留意起自拆獎金的問題。而學生在這場會議當中受到的衝擊，也使得喆亮、我及竹教的夥伴，不約而同支持需建立起「學生訪調隊」來建立起與居民的認識、理解乃至互信關係。
擔任記者的報導人C對此事亦有觀察，他在6月29日訪談中表示：「趙老師其實意識到這一點，就是說他以前可能會『寡婦樓』的東西它會一直講，他現在把它拿掉了，他就是單純的談空間、談工業遺址這件事情。但是傷害造成了就很難去彌補。」
2. 文史保存與抗日情感矛盾
在6月29日一場「眷村文化保存調查報告民間建言會議」，那本來是一場希望全國眷村議題交流的大會，只是知道北赤土岐村最近紛擾而辦在新竹，不料清大王俊秀教授於午餐時間發表《小油槽宣言》，當中一如文史工作者整場運動重心放在「文史保存會議」，因而強調日本二戰工業遺址的論調，引起台下幾位北赤土岐村居民不滿，而有嗆聲的情況發生。來自高雄的記者M先生認為，這場衝突的原因在於老兵多半帶有「仇日情節」，而文史工作者卻大力強調日遺廠房有歷史意義，而引發衝突：
在王老師或者趙老師的操作上面來講，這的東西在地住民不容易認同，因為它隔壁就是國民政府來了之後蓋的建築，那為什麼那個東西會被拆？啊留下這個，對這個東西沒有得交代。你如果總體來看，把空間放進去的話，爭議就小了。尤其原住戶，你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他會有這樣的反彈。他們聽到這些消息之後，老師也在退讓，因為這些東西，空間已經非常難去分離了，那個很難說服住民讓他們去懂。尤其『寡婦樓』這個東西，他們不願意去提起的一些東西，在媒體曝光的場合反而會勾起一些對立。
因為有時候他急了，知道這個東西有價值的時候要保存，他急了，急的時候就很多細節會忽略，帶通常忽略的細節就是人容易發生衝突的點。因為他會談到，建築的角度一定是空間先去目視，人的東西可能就會擺一邊。所以他會從歷史的脈絡啊，你看他powerpoint，人的東西看不到，那在住民講，完全他不會有關聯。他看這個東西他會想說『這關我什麼事？』而且我這個還殺日本的為什麼還要留日遺眷舍？大陸過來的是跟日本打仗的誒！我父親他的自傳裡面，他那時候在淪陷區裡面長大，那國仇家恨是在裡面的。他是恨日本人的，你還說要保留日遺眷舍，對啊你說那裡面有沒有衝突？那個其實沒有細膩地去處理的時候，它會有狀況。你說他們，他們情何以堪啊？他們雖然住在裡面，但是你跟我講這是日本人留下來的，多偉大多偉大，『那我算什麼？』他會有這樣的這是日本人留下來的，多偉大多偉大，『那我算什麼？』他會有這樣的反彈。
3. 文化保存「價值」認知斷裂
除了抗日情感的矛盾，對於日遺建物具有「價值」這件事情，感到反感；反過來說，也沒什麼東西讓他們覺得寡婦樓有值得保存下來的地方，例如6月29日對報導人B的訪談中，他表現出對於這個空間保存下來可以幹嘛難以理解：
「寡婦樓」這個名字很難聽，同時你修好了，它要花很多錢，要重新整理啊，你想要人家來參觀，亂七八糟的大門破破爛爛的，你說是什麼東西？那就不行啊，花很多錢，還要請人開道，對不對？誰來看這個？沒有什麼歷史價值啊？尤其是像你們這一代的人，沒有價值，像我們回憶，你、你、你，沙包過來啊，機關槍架在那邊，不準敵人過來，那我們當軍人啊，沒辦法，好了，你的老婆、孩子可以過來，才叫寡婦樓，就是你們幾個人才擋不住解放軍，一下子就把你吃掉了，有的就跑掉了，就剛才開車的，他爸爸九十多歲，原來一個老太婆死掉了，樓下一個老的也走掉了，那一代的人可以，他是在台灣生長的第二代，也沒挨過餓，也沒吃過苦，像我逃難的時候要坐在火車頂上，一個不小心就掉下去，沒人管啊，怎麼管啊？那是亂世的時候，死個人算什麼？那都小意思。
有些居民覺得「寡婦樓」是傷痛記憶的地方，留著幹嘛，例如似乎相當在意住民權益，曾對遷村後里民沒有公共活動空間向市長陳情的軍工里方存忠里長，在5月16日一場為5月21日文資保存會議舉行的五方會前會上，大致表達了過去研究這個建築物，在民國85年出了一本書，但覺得忠貞新村也搬走了，留下來的這些日本的東西，不過幾面磚牆，很多台式老建築也是紅磚牆；他認為其他幾處（2號～6號）都應該保留，就1號（「寡婦樓」）沒多大保留意義，因為：
不好看，又是日本侵略的一個遺跡。我們把這個忠貞新村日本海軍燃料廠，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日本海軍燃料廠的遺址，那，全數保留的話，太大了。我們以前在光復國宅，也是日本的一個廠房啊，指揮部，就把它弄成光復國宅了，就把它拆掉。那現在做的這一部分呢，差不多也有七八十年，從民國二十幾年，到現在差不多有八十年，可以算是古蹟了。保留下來，也是一個很吸引人很特別的地方。那就是唯獨一個，現在面臨一個怎麼樣違占啊違建啊要拆遷的問題。那很多居民就說這棟啊，拆了也無所謂。為什麼呢？因為醜陋。日本東西又不是完全，我們完全臣服完全接受的，也不對。你該拆一部份代表我們是，怎麼樣呢？這個第一個（1號建物），在馬路旁邊，我們看起來，嗯……蓋新的大樓，看起來也漂亮起來了，第二個破破爛爛住那麼久了，你叫「寡婦樓」，我們居民聽起來住起來，以前的窮困生活，火災、雨災、風災的啊，特別是不好的回憶，啊。所以說，這棟樓的爭議，那專家學者怎麼樣，都是在很細節的部分，要求全數保留。那我個人綜合很多的意見，訪問以後，其他五棟建築物保留，沒問題，這一棟呢，我是不置可否。你要贊成也可以，不贊成也可以。欸……大部分居民都是說不贊成保留，為什麼呢，不好看！而且，你保留一個牆，那有什麼好看。我們房子的紅牆太多了喔，建築物裡面呢，就好像廠房啊，煉油槽啊，全部都擺在一塊兒。現在就是說這個想法，我個人喔，還是不是很堅持喔，我要見風轉舵。(眾笑)然後，我現在只有一個問題，保留下來的這個、是怎麼樣呢？是要把它活化、運用，我願意提供一些想法，保留那個建築物不是蚊子館，花那麼多錢，這個我們要怎麼樣，把它活化。我們現在活動中心什麼東西如果拆掉，是不是把這個建築物，把它活化，變成我們的一個活動中心，把它活化運用？
（三） 經濟困境：文史保存與自拆獎金利益衝突
居民王建國曾數度提到居民需要自拆獎金的迫切性以及與文化保留方的對立，例如4月28日會市長現場：
現在我們一直在處理這件事情處理的一年多，我們那個理事長講得也沒有錯，『拆遷補償費』、『自拆獎金』，它是很重要的，我們已經弄很久了弄不出來，王桂祥，我幫他很久了，清大有哲學所碩士的、清大電機的在幫忙，他沒有來，他們來五、六個月一毛錢都沒有領到。啊你說你們在跟他談『文化保留』，他們拆你們就說不行；他們請了怪手花了錢，你們也說不行他們說不行，就停工，錢我們領不到。伯駿也講過了，那些都是事實。
與文史工作者發生過激烈言語衝突的金城文化協會李伯駿，也描述過居民艱難的處境：
大煙囪的違建戶，到現在都搬走了，但是自拆獎金沒有發下來，他們只領了第一期補償金的1/2，你不要說100萬他只領到50萬，那後面還有100萬，連補償金和自拆獎金加一加才會有一百萬，到現在還沒領到。那就是因為卡到『文史要不要保留』，我沒有辦法自己拆，我自己拆了兩個月之後公文就送下來了。那我現在因為不能拆了我也搬走了到現在，去年到現在還沒有發。你要了解說我現在對文史保存我都ok，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都樂見的東西，但是講實話，我們這種，能夠住在違佔戶你們看看那種破爛的房子，那種是大家本來經濟環境就不好，如果我今天經濟環境好，我會住在那個地方嗎？我早就到外面去住了，我早就買了高樓不會去住那種地方，就是因為經濟環境不好，我一再強調經濟環境不好，然後他搬到華廈金城以後，要付750萬自付款，沒有錢。還要背負每個月380萬的利息，連本帶利19000多塊。試問他們的經濟環境承受的壓力？他們只是希望儘快拿到他們的錢，趕快把跟人家借的錢還掉，他就不用去背負一個月兩三萬塊的東西，就可以比較專心去付那個19000多塊。那是多可憐的東西！我希望你們了解我們眷村我們最低層的人，他們的想法他們的感受！你們可能在上面你們可能不了解。你們可能完全不了解領半棟的人，一個士官長的妻子領半棟，一個月只有一萬塊左右，試問一萬塊她怎麼過日子？在華廈金城裡面她光是貸款就要付790幾萬了，她要付19000多塊，還有管理費，還有公共水電一個月要支出多少？人都活不下去我還管你歷史保留。講得都是空話。
另外，王建國也曾描述這運動迫切的性質，這種迫切性也許包含「年老凋亡感」的解釋：
現在已經快死很多人了，國防部其實眷改是很好，只是他每一次執行，我們找過呂學樟、廖國棟、高金素梅、孔文吉全找了，那麼多立委在臺北，然後……沒有結果。新竹市政府稅務局發房屋證明給我們，我們克稅明細表上面寫私有，我們蓋這個寡婦樓，可是國防部說是公產，國防部說中華民國土地他們管，都是他們的。現在……我們還沒有訴願。可是我們一直跟它講也是講了半年，那它有很多很多的情況，不應該在繼續發生，你們有知識，配合你們的議員多花一點時間，一個在龍山那邊，她是朱媽媽，92歲，很瘦看起來也撐不了多久了，可是她女兒好像是清大的教授。
從他的談話裡，我們理解到，我們必須要理解人所處的歷史環境，是如何生成他的情感結構，再來探究他的認同是如何發生。這應該會有助於我們釐清他們看待文史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我們訪問到的另一位報導人D，她是一位即使斷水斷電仍然會回去自己老房子睡的阿姨，也曾描述她生活的艱困處境：
阿姨彎著手指，比出死亡的手勢，說他老公二十年前過世了；留下四個小孩，三男一女；再下一代有七個孫子／孫女。老大是模板工，有一天，在就像是北門大街要蓋的那種，新起的大樓上施工，重重地摔落下來，腦死，再也沒有醒來過；老二就在台中定居下來，很省，飲料錢也省；小兒子也買不起房子，工作有一餐沒一餐；唯一的女兒她沒有主動提起。
從前一起長大的一家人，如今很少會再回來這個小時成長的地方了。「二兒子的老大就住新竹，私校念一年，就不念了，後來聽說去賣什麼雞排。他爸說沒事去看奶奶，他說不要，說他回來我都在念，索性不回來。（20140301田野筆記）
政府安置的「華夏金城」，報導人D向我們表示偷工減料。例如門檻與路面的落差太小，她在地上比劃出與路面的高度差，水排不出去，一下雨就積水，很多老人家眼睛看不清楚，踩過去鞋子就溼了；以及電梯，開關門時還會發出扣隆扣隆的怪聲，讓人擔憂不知道哪天就被卡在裡面；連地板的材料，都省錢用一種不防滑磁磚，「像我們這種老人家會摔死。」報導人D皺眉向我們反應。她不認為新的空間較好，也對於其他人不懂對於那裡房價好像漲很高很賺的冷嘲熱諷表示不滿。她提到眷村這裡空間比較大，因而很多傢俱被遺留在這裡，是因為那邊公寓放不下。
與這位報導人D有著類似較喜歡眷村空間心情的，是曾經居住在貿易二村，因為蓋高速公路而遭到迫遷的報導人E，也認為眷村空間是比較好的：
以前他本來就是靠耕田他有生活，你把他弄在市區你看他怎麼做？我們住在這邊住習慣了，生活幹嘛，白天把你弄在一個大廈很高級？真的很高級給你住，就天天關到裡面，你住的習慣嗎？因為你幾歲了？你到那個地方，根本生活機能也沒有，什麼沒有，你就把它關到那邊，馬上就ok了。人都是這樣子啊，你在這邊住得習慣了，你叫他哪一天搬了你家又搬了，年輕人適應也要一段時間，對不對？這部分的對立，則因為國防部103年5月9日國政卷服字1030005972號函暫時獲得紓解，當中載明：
有關毗鄰寡婦樓圍牆之違建房舍自拆獎金疑義，國防部已於103.4.30召會與市府達成共識，同意先行核發17戶違建戶自拆獎金，後續拆除作業由市府負責，並展延違佔戶搬遷期限至103年6月底。故寡婦樓暫無即刻拆除之疑慮。
但在6月29日我們又聽到居民表示，國防部似乎仍然未把這筆錢給出來。
（四） 學生與居民的關係
在還沒有認識的時候，在4月28日住戶與我們初次見面，那時適逢318運動結束後不久，一名在場居民便曾質疑學生的動機，但也釋出溝通的善意：
……可是我很高興你們去幫忙他們。我心裡面也是想說，我剛剛也講過了就是動機，是不是現在學生鬧得很厲害，有那個時效性，你們開始弄這些。其實『文化保留』確實是很好的，那地方確實是很好的，你知道光富國宅下面是一個很大的，寡婦樓建清路對面也是一個很大的……拆掉了。雖然我們今天不是來跟你們談什麼，但是真理是越辯越明。我們把我們的困難講給你們聽，你們把你們的希望講給我們聽，然後我們大家來配合，看是怎樣的方式會更好。它是商業區它有很大的社區發展這些都是事實，可是，我們應該要按照我們的想的就是，你們的動機就是想要做好，這我們很高興；可是我們的拆遷補償金這要怎樣處理？而不是說你說他、他說他，這樣他們在那邊怎麼辦？……希望你們大家盡力去弄，然後我們並沒有很反對你們去做這個文化保留的工作，我們只是希望說，我們的事情也可以多幫忙一點，我們也沒有要多要求。
經歷「4月28日見市長」的衝擊，對於居民的處境，我們當中有些人開始嘗試想要了解。於是學生組成訪調小組開始嘗試與居民接觸，嘗試搭起兩造對立方的橋樑，我們才知道報導人A那裡有厚厚的一疊卷宗，全都是與國防部的公文往返記錄，而那疊一隻手能勉強抓握的文件厚度，報導人A說那還只是1/3而已，而他現在正在籌劃讓它成為一個經典案例，給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研究，看看這些被共產黨打敗的老兵們，來台灣又怎樣被國民黨欺負。
在這些事件中，居民與文史工作者的對立，並非原本就在那裡的，而是來自於面對社會劇烈變遷，及自身經濟條件已經不佳的情況下，而必須萌生的假對立。然而文史工作者處在的位置，以及「強調日本軍事工業遺址」的打點，而造成因為戰爭經驗而視日人為敵人的眷村居民情感受傷、反感，眷戶無論實質金錢利益、認同、情感都無法在這場保存運動被滿足，恐怕也是這場運動裡運動者的責任。
文史工作者當中，不乏有細膩觀察到這些矛盾、衝突、對立的人，趙家麟作為這場運動的頭人，一直都拿捏著這點分寸。高雄的記者也觀察到這點，他說：「趙老師其實意識到這一點，就是說他以前可能會『寡婦樓』的東西它會一直講，他現在把它拿掉了，他就是單純的談空間、談工業遺址這件事情。但是傷害造成了就很難去彌補。」後來學生成立訪調隊，確立認識眷戶的生命史主軸，自行擬定目標，而不完全與文史工作者一起行動。趙家麟雖然沒有親自參與，但在一次會後向學生說：「好險有你們。」事實上，一開始與訪調工作隊認識的幾位居民，也是過去曾與學生接觸過的。
（五）居民的歷史與記憶：他們到底在意什麼？
1. 戰時記憶、國民黨、想家
我們訪問的報導人B，就是上面提過在寡婦樓提滿用紅字寫的詩的那位。他是北京人，跟我們說戰時逃難的經歷，他甚至在北方曾被共產黨俘虜：
人山人海，火車頂上曬太陽，下雨，火車開得也不好，他又不按喇叭，他白天他不開，他白天開國民黨的飛機來打它，你坐在上面沒有欄杆，掉下去就完了，沒有山洞，北方是平原，一直開。我現在想起來還怕。小孩嘛！抓著，哐當哐當，哎喲！我抓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受不了。年輕時候受得苦，講一個晚上也講不完。現在他媽老馬不行啊！所以這真是不公平，心裡面真不是味道。哎喲怎麼辦吶！完了。所以現在也有苦難言，人也老了，回大陸也不行，老了毛病多，這裡開刀（指手）。天氣一變就痛，這邊（左邊）好了，可是這邊（右邊），我每天都要去復健，吃藥，但是這邊（右邊）跟這邊（左邊）不一樣。照X光……開刀痛得要死……哎喲看著天花板都是人怎麼搞的……
有些老兵會覺得現代的年輕人養尊處優，例如報導人B說：「還是你們這代比較好，大魚大肉吃不完。肥肉都沒人吃。我們那時候一天白天六毛錢，六毛錢你買什麼？吃什麼？當兵上班的薪水12元。」
他們會緬懷當時當兵英勇作戰的樣子，並不滿現在年輕人都不願意當兵，6月29日報導人B說：「我是老兵，我是砲兵、電話兵，我說我射擊老天爺給我一點本領，打得又準。這個十幾歲打得最準，體格又好，你們二十歲不行啊。我在北京當上等兵，我在上海招兵。台灣人不喜歡當兵，一進來就好幾萬，沒人幹。大家不喜歡當兵。」
對他們而言，面對厄運時會導向緬懷過去的情緒，他們的心是跟隨中國國民黨的，但國民黨當中有些人真的照顧他們，曾經有文史工作者提到過：「眷村你要把他們當做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來台灣的時候什麼都沒有，是國民黨一點一點給他們的。」他們痛罵馬英九，但也無比忠誠，去緬懷以前的二蔣總統，尤其蔣經國，認為馬英九沒貪污可是無能，認為如果是蔣經國，他一定會秉公處理，因為他都親自批公文。例如報導人B說：
你那個時代還不能講這麼多話，講這麼多話你這是擾亂軍心，扣你頭上，外島管訓。現在才敢罵一罵，才敢講一講。過去了沒幹什麼。蔣經國人還不錯，宋楚瑜這個人也很好，老馬不行。老馬外觀是可以，搞得人家沒貪污，這我信他是沒貪污。我兒子給老馬寫信，他不看，老馬不粘鍋。要看哪！有秘書嘛，機要秘書你沒事就看，這是一個問題，要是經國先生在的話，說我是那個老兵的、哪一家的，有證據、有證人、有介紹人，你說那什麼，違章建築現在變成了違占戶，就是我剛才講的，小偷變成強盜，這是不對的這個，請老長官幫忙，這要主持公道，買房子的表、買房子的圖寄一張，一千萬的、兩千萬的、三千萬的，這你給我兩百多萬，兩百多萬能不能買房子？這我請問一下啊？老蔣一定會，批幾個字：「交代有關單位，妥善處理。回報。」老蔣的事情你們怎麼看？老蔣有周到。
某記者也提到那個時代的軍中氛圍，它認為真正貫穿他們一聲的矛盾與情緒，是「想家」，而這也是他們主要在意的事情，不是什麼「文史保存」：
白色恐怖很多是外省籍的。哪天在部隊裡面他講了一些不吉祥的話，就埋掉了，海軍就丟包啊丟海裡面，陸軍就埋啊。那這些事情就是，他們知道事情不斷的發生，但都不講。整個一體的氛圍裡面，他們又被誤會是加害人。你覺得想家，是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他們在他們第一代來的時候，你想大陸的事情，表示你對毛澤東有嚮往，所以威權時代是不能想家，講家鄉的事情，你的忠誠度有問題。他就找你去勞改。想家是一個罪。可是現在第二代的人，他們『想家』也是一個問題，身份是不斷被註銷的，你看他們情何以堪？一個人性很簡單的事情：「想家」，被剝奪了。但是那是時空背景造成的。我覺得說這個東西至少不要去忘記。
他們對於「抗爭」這件事，其實是存在認知的斷裂的，像報導人A比較關心天下大事、新聞報導的人，對於318運動還能說上一、二句，覺得年輕人出來對國家是件好事，雖然他說：「我本來覺得林飛帆很好，但是看到他說支持台獨，就覺得他沒救了。」更多的眷戶，不一定是習慣抗爭這種高強度的消耗的，尤其在他們經濟條件差的情況下。一位曾住在貿易二村，因為蓋高速公路而迫遷的居民說：
以前哪有什麼抗爭！你憑什麼抗爭？他要就是要！你拿什麼抗爭？現在才有。以前還是很嚴格的，我們都十大建設啊，高速公路啊，同一批就被幹掉了。對不對？那第二批就比較好了，就知道說，哎喲，土地怎麼可以這樣子？到後面越來越知道。到後面現在就說誒我的地我就不給你徵。以前政府就要就是要，根本就沒有說話的餘地。其實現在也沒有說話的餘地，只是說可以抗爭說爭取說要的好一點，不會像以前就是，我就給你徵收你去買一個地，那個坪數都買不到。對不對？時代不一樣了。
在6月29日訪談的最後，報導人說，他也不玩了：「再玩下去沒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