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囧很大|沒有出名，只有出醜的命

文/林靜梅 本文節錄自「記者囧很大：一個新聞記者的採訪現場與省思」

二○一○年六月，苗栗縣政府派人開怪手進入竹南大埔農地，剷平再一個月就要收成的稻田，好好的糧食平白被糟蹋掉，農民拚了命想保護，卻被警方架離。這一幕幕看了令人心痛，各界痛批縣府用這麼粗殘的手段奪取人民的土地財產，接下來引發一連串抗爭，延燒數年。這件事演變成眾所皆知，歸功於公民記者大暴龍將第一手畫面上傳網路，公諸於世。輿論盛讚公民記者大暴龍勇於揭發國家機器暴行，也令許多人質疑主流媒體的再次缺席。

我尤其該感到慚愧吧！那一天，六月九日一大早，我接到公民記者大暴龍的電話，他口氣既著急又擔心，跟我說苗栗竹南科學園區案，縣政府派怪手開進農田了，居民好無助又好心痛，衝出去想擋住怪手。當下，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跟他道歉，說我們沒有苗栗的駐地記者，無法第一時間趕到，而當天國光石化案的環評要進行另一個重要主題：「中華白海豚之影響與因應」，我恐怕無法分身幫忙處理竹南案；就算我馬上趕過去，人到現場也很有可能什麼都結束了。我知道大暴龍信任我，才在第一時間找我，但我實在愛莫能助。

問我後不後悔？是該大大後悔的；若那時候擁有預知能力，知道我即將遇上徵收議題的超級大新聞，肯定會馬上改變行程，二話不說趕去苗栗報導，這條新聞也許成為大獨家。然而，坐擁大獨家機會的我，卻是一個只顧眼前的腦殘記者，滿腦子只想著午間新聞怎麼交差。由於事發太突然，考驗著我的瞬間判斷力，然而，當下我沒有做出對的決定。

後來，我反覆思考整件事發展，一開始的缺席，到底是好？是壞？如果這則新聞由本台率先報導，在意義上可能比由公民記者「揭發」更薄弱，新聞後座力或許不會如此強勁。這件案子後來受到高度矚目，原因之一就在主流媒體「不聞不問」的基礎上。其實，這議題在本台《獨立特派員》節目中，已經深入探討過，公視新聞長期關注弱勢、社運議題，在概念上也不太被當成主流媒體。影響力超大的商業媒體不關心，反倒是公民記者緊咬不放。如此鮮明的反差，使得動機更顯純潔。公民記者大暴龍把事件揭露出來之後，主流媒體也依序跟上，大篇幅連續報導匯流成一股巨大的監督力量，讓這件地方上的土地徵收案，一舉拉高到全國性捍衛公平正義的議題。

「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影片畫面

與大好機會擦身而過，大埔案並不是我的第一次。

好多年前，當時還在主流媒體工作的同業李惠仁，透過管道與公視接洽，希望沒有廣告壓力、沒有政治包袱的公共媒體，能夠接手追蹤禽流感病毒突變；他掌握證據，發現病毒從低病原性突變成高病原性，事態頗為嚴重。主管評估我是主跑農委會的記者，交給我去追蹤，先給了我一個月時間。病毒牽涉高深學術專業，惠仁已經研究相關議題數年，累積厚實的專業素養，而我如果不是從零開始，程度大概也只到百分之五，學術語言之於我，猶如外星文般艱澀難懂。那個月簡直活在地獄裡，惠仁提供的資料有限，一時之間我簡直墜入五里雲霧之中，陷入大海撈針的困境。

他提供的資訊極為有限與模糊，只說去彰化某個鄉鎮隨機抓死雞去化驗，就能輕易驗證病毒的變化。但說的比唱的好聽呀──首先，死雞怎麼來？好問題，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栽，自己下海去抓啊！在某個冬天，我跟華視的攝影書銘大哥搭擋出差，這趟目標就是要找到「好樣本」，我也知道我們的採訪行為遊走在法律邊緣。偷抓死雞算偷撿別人家的垃圾，偷垃圾有沒有問題？（沒有亂丟應該罰不到）其次，如果病毒真的變種，照我認知的毒性，感染高病原病毒是會要人命的。另外，我們報導病毒「可能」變種的消息，如果因此造成人心惶惶，可是波及整個養雞產業，應該會被圍剿到死（像瀝青鴨事件）。我很清楚爭議很大，只能謹慎再謹慎，沒向計畫以外的人提起這件事。總之，硬著頭皮，先做再說。

抵達某鄉鎮，先開車到處勘查地形。只見養雞場門外，用籃子堆著成堆死雞。但下手的地方必須隱密，才不會被抓包。繞來繞去，相中目標，攝影要拍攝沒辦法抓，駕駛要把風也沒辦法抓，那──只剩下我了。 禦敵還是從嚴一點比較好，我穿上白色防護衣、戴雙層手套與N95口罩，但養雞場附近屍味腐敗瀰漫，讓人超想打退堂鼓的。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嗎？眼前好像沒有！

一下車，我走近一堆死雞，隨便抓起一隻，臭氣撲過來，連口罩也不敵，重重直衝鼻腔，我馬上反胃乾嘔數次。死雞一把抓起後，翻出綠色爛肚，還有眾多大頭蒼蠅跟著騷動，是一種筆墨難以形容的噁心。我知道只能忍耐，但眼淚不聽使喚，爭先恐後掉出來。死雞抓了又丟下，我無法把它裝進塑膠袋裡。實在太沒路用，請採訪車駕駛幫忙聯絡已經在途中的製作人吳東牧，要他來幫忙抓。先後總共抓了兩攤死雞，但接下來的難題是，怎麼取出氣管跟相關臟器來做檢驗啊？幸好，那時候公司的資深記者柯金源介紹我去找獸醫林世賢醫師（現在已經當選彰化縣議員）。pro級的果然不同凡響，三兩下就取出我們要的「東西」；沒有他的幫忙，我們坐困愁城。感謝他願意協助，我被臭到發嘔、眼淚直流的悲情才不至於白白犧牲。

在一個月內，仍查不出個所以然；把取下的雞隻氣管等組織拿到實驗室化驗，檢驗報告拿給專家看，說是沒什麼異常，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追下去。評估這個案子短時間難有結果，再加上已經一個月都沒有新聞產量，領薪水可是有業績壓力的。我包袱收一收，又回到原本的單位繼續跑新聞。

幾年後，惠仁哥決定離開主流媒體，全心全意投入調查，完成了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I》。那時候跟他還不怎麼熟，也不知道製作人與他分享過什麼資料，但事先拿到片子觀賞，發現自己的名字竟然出現在片尾字卡，他感謝我們協力採訪。我真是無敵好機車，透過製作人跟他說，我不想掛名，我認為當時不是「協力」採訪，而是領薪水做公司的工作。完全高度肯定惠仁無與倫比的恆心與專業（pro級的），但我又說，對紀錄片中很多論點存疑，認為片中太多推論、缺乏直接證據；惠仁也算大人大量包容我的機車，仍願意繼續跟我做朋友。後來，這部紀錄片狠打農委會的臉，揭發官員隱匿疫情，引起超大迴響，更拿下卓越新聞獎的調查報導獎，非常風光。

「不能戮的秘密」影片畫面

有同業半開玩笑酸我，看到紀錄片大紅，是不是後悔把名字從片中拿掉了？！哈哈哈，這問題也是蠻機車的，記者好像都長這樣。那部紀錄片九十九．九九九九，都是惠仁哥自己完成的，我不過是「協助」抓了死兩隻雞，就掛名協力採訪，這也太吃人夠夠了吧！？第二，我對這部影片的論點並沒有全盤接受，掛名又要跳出來說有意見，很不符合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採訪資源上，不管是公民記者與獨立記者，都無法跟有大公司保護傘庇蔭的主流媒體記者相比；他們追求真相的過程，出錢出力更勞心勞力，不像主流媒體記者有固定的薪水可領；他們努力付出有甜美果實，得到社會的掌聲與肯定，也是實至名歸。另外，主流媒體只能就重點來報導，或是有其市場考量，公民、獨立記者卻能長時間守候追蹤，這都是主流媒體記者望塵莫及之處。

即便知道公民記者能補足一些主流媒體的不足，但報導這件事，還是具有專業性與涉及倫理。我當然要站在權力的對面，力抗不公不義。但我也堅信，記者報導要有所本，有觀點不等於主觀。這種思維也許已經落伍了也說不定，但不可諱言的，並不是所有公民、獨立記者都曾受過專業訓練，也不一定受新聞倫理約束（我們有公司的規範、製播準則要遵守），令人無言的狀況也是會發生的。

公民記者該不該邊採訪邊抗議？報導時要不要保持中立？是不是要給受批評者回應的機會？我曾經在公聽會上遇過，採訪到一半，公民記者站起來發言，對著官員語帶教訓的口氣，讓人不解你到底是發言民眾？還是記者？公民記者可以跟記者不一樣，理當比記者更熱血、更入世嗎？我完全認同憲法保障公民記者的採訪權，但總會遇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狀況，甚至連我身為採訪記者也曾因一時不察，變成獨立媒體拍攝的素材。

民眾抗議中科四期行動

那一陣子，我持續報導中科四期環評案。為了平衡報導，並釐清彰化前縣長卓伯源在環評會上的發言，所以在中場休息時，我主動找他聊，那時候完全不知道攝影機在拍；聊完後，開口向卓前縣長要電話號碼，他卻開玩笑問我，（要電話）是要跟他約會嗎？通常放下攝影機後，私下聊天尺度不限，真心話更歡迎，自己也常常口無遮攔。自認那個問題沒什麼，我說好啊，那快給我電話。難道，真有人以為我想跟他約會，才需要電話號碼嗎？是的，就有！

這段對話剪進紀錄片，環保團體剛好看到，有點失望地問我，怎麼「答應」跟黑心搶走農民土地的縣長約會？！我覺得好丟臉，那不是我的本意。我想這位導演也許想凸顯卓縣長的為人（暗示「調戲」女記者？），我則配合演出，回的話不莊重更不專業。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沒錯啦，那仍是公共場合，然而，我對正在拍攝毫不知情耶！私下聊天被拍攝示眾，多年來專業經營形象，幾乎毀了大半。

主流媒體對於社運議題不那麼關注時，總會讓許多人心生不滿，但只要是公民記者、獨立媒體所報導的，就一定是正確的、正義的嗎？拍到畫面能眼見為憑幾分？有查證自己所聽到的話？有讓遭批評者有機會回應嗎？報導無非是希望說出真相、找出問題爭點，讓社會能夠更聚焦的面對，但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更多個人風格強烈的報導是製造更熾熱的對立？還是增進政策改革的契機？

我仍頑強想死守「古典」新聞專業與規範，是為了當好記者、好學生？其實，我只是想要相信，如果以專業寫出的報導具有它的意義，那就成為意義吧！至於，什麼時候再有大獨家，讓我出出鋒頭，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出醜這回事，還是能免則免。以後練肖話之前，要先看看四周有沒有人在拍攝。成不了名，也好歹把名聲顧好，留給人探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