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
講者：藍博洲（作家）
藍博洲
1960年生於苗栗西湖，客家人，畢業於台灣輔仁大學法文系，報導文學作家暨小說家。1985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時報文學獎，曾任職《南方》、《人間》、自由時報、時報出版「台灣民眾史」叢書特約主編、TVBS《台灣思想起》節目製作人。主要著作《旅行者》、《幌馬車之歌》、《白色恐怖》、《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麥浪歌詠隊》、《藤纏樹》、《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二二八野百合》、《老紅帽》、《台北戀人》等。
時間：5/6（三）19:00~21:00
地點：迪化街一段259號
人數：限30人
報名：點此報名
費用：100元（附小點心一份）
聯絡方式： 02-25571259/[email protected]
1949的青春魂魄 藍博洲
高一入學才兩個月，少年藍博洲就辦了休學，一個人從台中搭車返回苗栗。 他下了車，進到家門前先路經熟悉的市場。那是個中秋節的早晨， 市場格外活絡，他望著眼前準備過節的熱鬧景象，一股憂傷頓時襲來， 生平第一次感到從未有過的挫敗，而才正要開啟的青春歲月該何去何從？
【撰文／藍漢傑；攝影／何經泰；設計／江宜珎】
小說除了人名和時間是假的，其他的都比歷史還真實。
「我從小好玩，發生再難過的事，睡個覺醒來玩一玩就沒事了，這是我的性格，」白千層樹下的藍博洲，面對著師大禮堂吸了一口菸，「可是那個中秋節的早晨，卻再也不是這樣了。」
哥哥看藍博洲的國中成績不錯，要他上台北考高中，他入住杭州飯店，可以望見對面的國民黨軍營。那時的他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有一天會寫出《台北戀人》，小說中，1949年「四六事件」遭到逮捕的大學生，就是關在這個軍營裡；他也還不知道，這地方將會夷為平地，為三個月前過世的蔣介石興建紀念堂。他只是有點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飯店裡打橋牌，如今回首，「同一個場景經過時間變換，什麼事都不一樣了。」
遲早會出事的少年
在飯店打橋牌，睡眠不足而陰錯陽差誤了考試時間，高中放榜結果，他沒考上前三志願。父親不同意他去念板中，哥哥則鼓勵他報考高職。這一次，他考上第一志願台中高工建築製圖科，身為泥水師傅的父親很開心，想著兒子將來可以當建築師。「可是我不會畫圖，一個禮拜卻有好幾堂素描課，更挫折的是製圖課，丁字尺、鴨嘴筆弄得我毛毛躁躁搞不定作業，加上第一次離家寄宿外地，種種挫折的糾結，於是才念兩個月就辦了休學。」
看著兒子休學回來，同樣感到挫折的父親對他說：「你要念書我就做工給你念，你不念書就去做工吧！」藍博洲到建築工地扛鋼筋，吃不了苦，第三天便不肯再去。父親上工前看兒子還賴在床上，「你今天不去做工？」「太累了不想做。」父親當下賞他一個耳光，打完轉身就走，「他走了我也走了，從此我和我爸大概有七、八年不說話。」
無所事事的藍博洲，成天在街頭和彈子房裡混，感到自己隨時可能墮入社會的陰暗底層，「就像侯孝賢的電影中那些少年一樣，遲早會出事。」幸好出事之前，他意外發現了文學，「偶然看到了一本書，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一個失戀的人拎了兩瓶酒到華山閉關，然後開始講起失戀的故事。看完這本小說，我就被啟蒙了。」啟蒙的並非是故事中的人生哲理，而是見識了什麼是小說。之後，他又讀了《徬徨少年時》、《鄉愁》，「作者赫曼赫塞也是升學體制的受挫者，他筆下的人物差不多是我當時的年紀，讀了特別有感覺，就這樣一本又一本地讀了下去。」
藍博洲重省自己人生路上初嘗的挫敗，質疑著：人為什麼而活？怎麼活才有意義？為了找到答案，他從此埋首圖書館，以文學解決人生問題，並決定終生志業致力於文學寫作。重考後，高中三年讀遍館藏各類文、史、哲書籍，還接觸到關照工人與農民議題的黨外雜誌《夏潮》，「身為工人兒子的我因此受到啟發，日後走上關懷社會弱勢、追求社會正義的道路，這本雜誌挖掘出曾被湮滅的日據時期歷史與文學，也啟發了我對台灣文學與歷史的關注。」
撒骨灰種空心菜
1979年的世局如此動盪，中美斷交，越南占領柬埔寨，義大利一千四百萬人罷工，伊朗人權危機。夏秋之交，藍博洲考上輔大法文系，台灣隨即發生美麗島事件，促動本土派興起。「念哪個科系不重要了，我都是自己讀書，大量閱讀存在主義、法國新小說以及台灣鄉土文學。」他並擔任文學社社長，有系統地邀請楊逵、陳映真等作家蒞校講演，更透過這兩位不同世代政治犯與其作品，初探長久的政治禁忌，進入迷霧重重的台灣近代史。
藍博洲因陳映真之故而任職《人間》雜誌，參與228專輯製作，進而接觸白色恐怖受害人郭琇琮的遺孀，「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將骨灰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這是郭琇琮臨刑前遺書給妻子的一段話，如此之人格感動了藍博洲，「讓我真正看到了一個理想主義者，我之前參與多次黨外選舉，看到的那些人從來都不是理想主義者，而是政客。」
掀開白色恐怖痂瘡的《幌馬車之歌》出版，政壇和文壇為之譁然。「我看清楚了白色恐怖的真相，那是個背景、過程，一個歷史構造，而非省籍問題，絕對不是台獨口中的外省人迫害台灣人，而是統治階級對待被統治階級的歷史悲劇。白色恐怖時期的外省人更危險，因為他們是大陸來的，有通匪嫌疑，殺掉一個隻身來台的人，就像開車在路上撞死一條狗，不會引起社會負面效應，但殺掉一個本省人，就必須顧忌到那人背後還有個家族。」
裹在重重迷霧中的白色歷史，在藍博洲長期奔走採訪中逐漸清晰，無論報導文學、論述或是以小說來面對歷史，他都走在一條極為孤獨的路上，甚至為此窮困拮据，威脅到基本的家庭責任，而支撐他的是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主義。20多年來，多少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或家屬與他接觸，把畢生噤口的傷痕在他面前攤開來，「白色恐怖的題材是早該結束了，就創作者來說，我是不應該一直寫同一個主題，可是我沒辦法，一想到他們的面容和淚水，就覺得有責任寫出來。」
他們應該被記憶
政治無情，抹滅了歷史上有理想的人，「他們應該被記憶，」藍博洲在今年出版的《台北戀人》，引領讀者隨著女主角的口述穿梭在當下與1949年的台北時空，跟著一群胸懷理想的大學生走上街頭，與他們一同高歌，遊走政治迫害的生死之間，為理想壓抑兒女私情，將炙熱青春化為生離死別的血淚。然而，往事並不如煙，青春的魂魄終會在晚年徘徊，女主角回到台灣追索青春戀人的音訊，是死是活都好，總要有個交代。
「歷史除了人名、時間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時間是假的，卻比歷史還真實。」首次以女性第一人稱寫作的藍博洲說：「諾貝爾為什麼要給文學獎，不給歷史獎？所以啊，資訊時代再怎麼輝煌，文學不會被消滅，人類還是需要文學。」
沒有一場革命可以失去青春的參與，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因此寫出《生活在他方》，書名借用法國詩人韓波詩句「真實的生活總是在他方」（La vraie vie est ailleurs），究竟那真實的他方是空間的，還是時間的？30萬字的《台北戀人》令人欲罷不能，歷史場景歷歷在目，1949那一年，為理想走上街頭的青春依然，民主走廊仍在，師大的禮堂依舊，然而，又是藍博洲的那句話，「同一個場景經過時間變換，什麼事都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