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盛傑（新竹市天主教磐石高中 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日本麥當勞2014年夏季以來，因連續數起食品管理不佳事件而引發日人眾怒，日本消費者集體抵制。日本麥當勞2015年4月起迫於營運虧損，陸續關閉旗下131間營收不符預期的門市。日本麥當勞為了挽回消費者信心，進行多項改革，其中包括開放全民食安抽查等措施。
藉由日本人民抵制麥當勞獲致成果的例子，來省思台灣社會所面臨的類似困境，以及後續行動的可能選擇。
台灣風險社會已然成形
德國社會學者貝克(Ulrich Beck) 在其《風險社會-通往另一種現代之路》一書提出歷經全球化洗禮的社會底所面臨之風險，包含將傳統上屬於可控制之風險擴大之外，復再加上新型態之不可預測的風險，兩者個別地或是加乘式的發展其效應。探究肇致風險的過程，發現皆是政策決策者與企業經營者採取「有組織的不負責任」(organized non-responsibility ) 的方式所致。換句話說，在分工細密的龐大科層組織中，個人僅負責部分工作，暨對於結果不具預測及直接的影響，也就不必對整體結果負責。徒然增加受害人民究責難度或是根本求償無門。
在台灣，以發電方式為例，傳統風險：燃煤火力發電方式排放之廢氣，累加上大量汽機車廢氣造成的嚴重pm2.5空氣汙染。此類風險存在於生產過程，累積並持續對人類健康、自然環境造成傷害，深化其危害程度並擴大汙染範圍。而新型態風險：核能發電方式產生不確定且無法善後之風險。現階段人們對於核能科技之掌握仍處於探索之模式，且核能之風險影響經常溢出人類可掌控範圍。
研究指出，pm2.5與罹患肺癌有高度相關。在台灣，雲林縣議會通過禁燒生煤自治條例後，中央政府經濟部竟與業者大唱雙簧，阻攔進步的環保規範施行。核電政策更是在經濟成長大蠱之下，像是失控怪獸，蠺噬族群正義、環境正義。此外經濟部本應基於尊重生命的要求，須提出類似日本福島核災等級的疏散計畫，至今仍付之闕如。
風險社會中集體受害
傳統的風險分配在階級的邏輯之下，有一群人製造災害風險，卻有另一群人較容易受到風險的侵害。
例如：台中火力發電廠、雲林麥寮六輕日夜不停的空汙排放，使得埔里鎮pm2.5濃度常處「紫爆」等級，這些境外移入的空氣污染令埔里鎮被迫成為「霾都」。為了有足夠電力使用（包含高耗能產業用電），台灣利用核能技術發電，卻將核廢料運送到蘭嶼島上任令達悟族人面對輻射的威脅。科技廠商將未經處理之有毒廢水排進灌溉溝渠，汙染農地傷害農民權益。
諷刺的是，風險分配也會超越階級分配邏輯，公平且廣泛地反噬那些製造風險的人，或放任風險產生而不願共同防治風險的冷漠者。
舉例來說，台灣空氣品質除花東之外，全民呼吸的每一口空氣都教人擔憂。南部受汙染農地生產的蔬菜，也可能銷售到各地去，科技大廠老闆、對環保議題冷漠的民眾也有機會吃到這些受汙染的蔬菜。漠視醫護勞動權益的民眾，不知覺中自己接受良好醫療照顧的權益，也受到侵蝕。島民們無人可倖免於這些風險之外，再再印證國人命運共同的必然結果。
風險社會中人民的行動
首先要喚起風險意識。
由於風險社會裡，風險的不可預測性、嚴重性與普遍性。此一跨族群、跨地域、跨國境的巨大問題，環保團體、社會運動團體或是個人，皆應表達對於風險的憂慮。復因為全球緊密連結，在地球村的環境裡，你跟誰在一起，某種層度的意義上也決定你的命運，幾無自外於社群的可能性。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卡繆在《反抗者》中寫道，
「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不是變成主人，而是變成自己：一個忠於自己的人。」
權利不可能靠有權者的悲憫施捨而獲得，不可能寄望業者良心發現而幡然改過。所有幸福，必須靠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行動向決策者、向企業討回。不發聲、不行動，意味著認同與接受這些不公不義的事實，同時默許政府與不良業者繼續偷走你我的權利。真是因為不在乎權利，任由他人主宰我們的權利？我們還是自己的主人嗎？
反抗行動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在體制內去改變錯誤的政策，使它變為合理與公平，抑或在體制外形成壓力來改變現狀。回到文章開頭日本民眾抵制麥當勞的例子，證明藉由行動帶來改變確實可行。台灣民眾要的乾淨、安全、無毒人生，在未來或有實現的可能，而那個改變要從你我現在開始。
那若是不行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