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易叡 (南洋理工大學醫學人文助理教授) 圖/The Heart Truths
網路憤青余姓少年因為汙辱新加坡開國元首李光耀而遭到羈押，「在精神病房裡遭受不人道對待」的新聞在一個星期內迅速傳開。來自聯合國人權事務署立即釋放的呼籲，可能是自詡為小紅點的島國始料未及的。
自從兩年多前，我開始從事在中國各地「被精神病」的歷史研究和參與觀察，雖然完整的論述還沒成型，在很多研討會裡我開始強調，這個現象無法單純被化約為精神醫療的濫用。過去五年，這組媒體關鍵字所指涉的除了時有所聞的惡意收治之外，透露出的是中國形成中的公民性，對於精神醫學所帶有的種種現代性所產生的不安、焦慮乃至於抗拒。在研究的過程當中，偶爾會碰到一些類似個案發生在看似「進步」的社會。
余姓少年被送往精神病院這樣一個事件，新聞來源其實相當貧乏。澳洲網路媒體批露律師的信件之後，便被新加坡司法部要求下架。也因此我們對於少年的收治過程或接受的評估和治療一無所悉。事實上，在新加坡任教兩年來，對小島上的種種見聞仍然像是霧裡看花。一是資訊的不透明，二是政府管理方式的確經常不按牌理出牌。
新加坡的嚴刑峻法是出了名的。這讓島國看起來乾淨整潔、遵紀守法、安居樂業，儼然是亞洲新興國家的典範。但有時候法律寫在那裏，怎麼用它端賴執法者的好惡。好比一年多前，五個青少年爬到一座政府組屋上噴漆辱罵執政黨，隔日這五位未滿十八歲「嫌犯」的姓名和相片大剌剌地登上國營報紙和電視新聞。這是我頭一次對新加坡作為法治國家的作法感到震驚。
新加坡人難道如此言聽計從嗎？外表光鮮的城市花園裡，人們事實上是焦慮不安的。和許多亞洲國家面臨的難題一樣，經濟掛帥的治國方針產生了許多外部化的社會問題，包含貧富差距、健康不平等、移民衝突、快速老化等等。在半世紀內從第三躍升第一世界的星國，這些課題樣樣棘手。政府的朝令夕改經常飽受批評，民間怨聲載道卻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原因在於長久以來的威權政治，沒有監督機制，公民社會也闕如。
在後李光耀的新加坡，社會上出現了極端保守與極端改革的兩股風氣，但更大部分的人其實安於現狀、恐懼改變。若說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雨傘革命代表的是裙帶資本主義裡的進步聲音，新加坡卻無法動員出這樣的抵抗規模。除了群眾抗議是非法的之外，「自掃門前雪」早已內化為島國的公民性。少年第一次出庭那天，新加坡仍沉浸在舉國同悲的氣氛中。一位紅衣人突然上前摑了少年一掌，不少人覺得這位「羅賓漢」替他們出了氣。
話雖如此，許多新加坡人在四年前的大選裡已經對執政黨投下了不信任票。在完全沒有行政資源的條件下，反對黨拿了四成票數。最後執政黨縱然可以藉由集選區設計保住國會八十七席中的八十一席，但政府顯然已如臨大敵。而更無法輕忽的是網路的力量。除了臉書之外，許多獨立新聞和評論網站逐漸形成與官方話語抗衡的隱形勢力。兩個月前，媒體發展局關閉了一個名為《真實新加坡》的網站，政府並以煽動罪起訴兩個年輕的負責人。很多人認為這是殺雞儆猴。
和許多異議份子和部落客比較起來，十七歲的少年並沒有他們的堅持和理念。他充其量只是許多網路上痛罵、惡搞執政黨的一個小小特例。耐人尋味的是，讓他入罪的行為並不是辱罵元首，而是詆毀耶穌基督─一個他可能不甚了解，在他發布的影片裡被拖下水的宗教形象。投書給《網路公民(The Online Citizen)》的余母說，她意想不到兒子只是上傳了一支影片便淪落在精神病院。同樣地，網路上對李光耀微詞不斷人都沒事，手無寸鐵的少年卻一夕之間成了「良心犯」，如此只出現在聖者身上的「變容」過程當然也在少年自己意料之外。
任職新加坡心理衛生學院(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同事是英國的精神科醫師。有一次她向我抱怨：許多長期收治在裡面的人根本看不出有什麼精神疾病。我並不意外。在自己曾經短暫任職的慢性精神病院裡也收容了許多無家可歸，或是家庭不勝照護負荷的人。現代精神醫學發展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有人認為借助它，人類的心靈得以被瞭解而釋放，也不斷有人指謫它侵害人權。精神醫學在現代社會發展的過程之中漸次科學、專業化。但同時，更建制化的特性也湮沒了我們還能夠討論它在社會中扮演腳色的機會。
姑且不論余姓少年收治住院的過程是否符合正義。政府的想法或許認為讓少年住院，可能比原先收押的樟宜監獄還要人道得多，其中也可能包含了能夠因此縮短刑期的權宜之計。但官媒海峽時報上報導，少年即將「押送(remanded)」心理衛生學院，足見精神醫療被當權者和這個社會所投射的功能、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