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蔭聰 本文由公庫合作伙伴香港獨立媒體提供
希臘債務危機在七月五日的公投達到高潮，可是，到了上星期中卻出現反高潮。當超過六成希臘選民投票反對歐盟的緊縮救助方案後，總理齊普拉斯與債權人談判後得出來的新方案，除了得到承諾850億歐羅的貸款，以及債權人「考慮」（不是承諾）減免債務外，不少緊縮措施維持不變甚至更嚴苛，包括加銷售稅及減退休金，以及出售500億歐羅的國有資產，並由歐洲議會監管。而這個方案雖在國會反對派的支持下通過，卻引發了左翼執政聯盟內部分裂，有39位Syriza國會議員反對方案，令齊普拉斯需要撤換部份內閣成員。
這次事件相信令不少歐洲左翼感到相當尷尬，在七月五日反對票嬴了公投後，不少歐洲左翼為此歡呼。例如，聞名國際的歐洲思想家Alain Badiou在公投後相當雀躍，發表了「十一條」看法，認為公投是對歐洲一次意識形態的打擊。可是，公投所造成的「打擊」起碼即時沒有看到，相反，公投後的新方案即時打擊了許多Syriza及齊普拉斯支持者，不少人還罵齊普拉斯為「叛徒」。
當然，意識形態的鬥爭是長遠的，Badiou的觀點還是有值得參考的地方：
「我一直認為，對現在的歐洲體系最大的意識形態打擊，正是要求全面撇除希臘債務– 希臘人民對一筆投機者的債務絕對沒有責任。客觀來看，撇除希臘債務是可能的: 大量經濟學者- 他們大部份不是革命家- 認為，歐洲一定要減除希臘債務。但政治是主觀的，與純經濟是不同的。歐洲政府決心防止Syriza在這一役成功，因為它的成功，將會為Podemos打開一條出路，然後，其他較大歐洲國家的強大群眾運動也會跟著來。所以歐洲政府受到金融界的遊說，想懲罰Syriza，懲罰希臘人民，而非解決債務問題。要懲罰那些想懲罰人的人，最佳方法是違債，不管風險是甚麼。阿根廷多年前試過，她沒有死，完全談不上死亡。」
這場危機在思想的作用，可能是引發了歐洲左翼重新思考「左翼」與「歐洲」。倫敦非議會路線的左翼網站The Column發表了一篇名為＜希臘與歐洲的低度發展＞的文章，指出歐洲知識份子，包括不少左翼人士，需要重新思考「西方」的含義。作者認為，不少歐洲人一直認為，西方與非西方的關係是（前）殖民者與（前）被殖民者關係，卻少思考歐洲內部的差異及不平等。可是，希臘的例子說明，德國以至其他歐洲大國的政府及政商精英，就是要透過歐盟把希臘降為殖民地，成為像索馬里、洪都拉斯及剛果等國的地位，因為，她已成為第一個IMF債務違約的歐洲國家。
作者讚揚Hannah Arendt、Frantz Fanon及Aimé Césaire當年的洞見，他們皆指出，德國納粹主義的所作所為，對不少殖民地的人並不陌生。令歐洲人特別是左翼震驚的，是過去由歐洲人在殖民地製造的殘暴不仁，終於在希特拉上台後發生在歐洲大地上及歐洲人身上。言下之意，今天的希臘也有著類似的效應。
有趣的是，有兩位長期跟進甚至是Syriza成員的作者Sebastian Budgen及Stathis Kouvelakis，指出為何Syriza裡眾多左派不敢退出歐元區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害怕這會造成希臘甚至整個歐洲的右翼民族主義以至法西斯主義的抬頭。他們透露，剛辭職的希臘財長Yanis Varoufakis，在公投前曾在黨內提出退出方案，但遭黨內以副總理Yannis Dragasakis為首的成員反對作罷。所以，齊普拉斯及他的公投舉動，從政治上可以說是「紙老虎」，而歐洲那些大鱷似乎早看穿他們的底牌了，而這亦成歐洲版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你別無選擇，否則便是法西斯主義。
80多歲的著名哲學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雖然曾是歐洲統一的支持者，但他近年對歐盟的新自由主義及技術官僚化多加痛斥，例如他的新著The Lure of Technocracy。他作為德國人，對這次債務協議的批評相當嚴厲，他在英國《衛報》的一篇訪問中認為，「一個毫無作用的歐洲議會有效地宣佈，自己政治上破產了:實質上把一個成員國矮化成一個受保護的附庸國，這是公然違反歐盟民主原則的」。因為，「協議成果完全沒道理，因為，把必需的國家及經濟改革與進一步新自由主義的強制措施混合起來，根本就是一種毒素，完全令已疲憊不堪的希臘人民更為沮喪絕望，扼殺任何成長動力」。 他認為，德國政府，包括社民黨人，都「一夜間把一個較好的德國花了半世紀積累下來政治資本輸清光–我說“較好”，指的是一個較有政治敏感度及後國族心態的德國」。
有趣的是，哈伯瑪斯也用了一個有「帝國／殖民」味道的詞－－「受保護的附庸國」（protectorate）－－來形容希臘，希臘以至整個歐洲的命運，似乎無可避免地要用這個視野來理解。十多年前的Antonio Negri及Michael Hardt出版《帝國》（Empire）一書，歐洲的現實迫使知識界要再次重訪及更新「帝國／反帝國」的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