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中祥
不少人以為，台灣不但是新聞自由的國家，甚至太過泛濫。但事實真是如此？
並不是媒體想報什麼就可以報導什麼就叫作「新聞自由」，評估一個國家是否有新聞自由更重要的關鍵在於，當新聞報導觸犯到有權者的權威與權力，揭露其不當作為時，是否還能忠實報導。如果不行，即使平日八掛緋聞漫天亂飛，也未必真有新聞自由。
7月23日晚上，近百位民眾及中學生在教部前聚集反對課綱微調，連日來，希望能與教育部溝通，不但無法得到政府善意回應，教育部長吳思華也避而不見，當日深夜，十多名中學生衝入教育部，占領部長辦公室，四名記者隨之入內採訪，卻遭警方逮捕。
這其實不是近年來第一次警方阻止記者採訪，甚至逮補記者。以往在社會運動場合，受阻擋的大多數是獨立媒體或公民記者，不過，2013年，士林王家及華光社區拆遷時，警方也開始限制主流媒體的採訪範圍，甚至驅離在現場拍攝的攝影記者。
去年323行政院驅離群眾前，第一批被趕走在院內採訪的記者；4月反核占領忠孝西路，也將記者架離；今年「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記者採訪內湖開放案審議時，無端被帶進警局留置三小時，不作筆錄，也不放人。而日前四名記者採訪中學生衝進教育部時也被警方強行逮補，警方在爭議事件上限制記者採訪的次數越來越多，強度也越來越強。
當晚，幾位被逮捕的記者既沒拉開拒馬、亦無破壞公共設施，甚至沒有進到部長室，這些警方都看在眼裡。但逮補他們的中正一分局卻以「不曉得他們的身份」、「要調查記者是不是與學生共謀」、「沒有人邀請他們進來採訪」、「不宜讓犯罪現場直播」等荒謬的說法逮捕記者，讓人誤以為台灣又回到沒有新聞自由的戒嚴時代。
事實上，這幾位記者長期都在各式各樣的社運現場進行報導，特別是中正一分局的管區：立法院、行政院、總統府、教育部、忠孝西路等抗議場合，都經常可見他們的身影。除非是中正一分局執勤的員警「識人不明」，或者情資能力太差，沒有道理不知道他們就是記者。即使不認識，只要看一下相關証件，或者打電話到所屬媒體確認，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身份。
警方不僅用莫須有的理由「逮補」記者，甚至還限制行動，禁止他們使用通訊工具，理由竟是擔心他們會把「犯罪現場直播出去」。按照中正一分局的說法，每個群眾運動的場合都可能是「犯罪現場」或「準犯罪現場」，若是如此，媒體是否都不能將當下的情況傳播出去？從紅衫軍到太陽花、從白玫瑰到廢死、從反大埔徵收到反南鐵東移，這些大型的群眾運動或者公共議題，是否都不准拍？都要限制記者的報導範圍？若是如此，民眾知的權利又在那裡？公共議題又如何能被知曉、被討論？有權力的人又如何能被監督？
記者雖然未受「邀請」，但並不是「無故」進入教育部。教育部更不是私人寓所，而是公務機關，更何況，公務機關遭到占領並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是重大的公共議題，是公安事件。在這種情況下當然需要進入採訪，記者不但要拍下警方如何處理，也要拍下抗議者的作為，這麼重要的事，難道不需要讓全民知道？警方或者抗議者的行為難道不必被監督？這些記者不論什麼立場，都只是在現場採訪，也沒干預警方行動，他們是在盡記者工作應盡的義務，也是在實踐民主社會最基本的新聞自由，但人身自由及採訪自由卻遭到嚴重剝奪，難道警察作的是害羞的事？難道代表政府正在執行公權力的警察有什麼怕人知道秘密？
這並不是說新聞自由可以無限上綱，或者，新聞記者想去那裡去那，但警方在第一時間就能釐清記者的身份與作為，卻仍強行逮捕，而當記者表明身份後卻仍強制留置，警方的作法不但不符比例原則，更是迫害新聞自由。
中國知名的紀錄片導演，也是廣東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曾說：有權力的人最怕紀錄。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有權力的人總會不斷迫害新聞自由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