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實習記者 吳容璟
韓國Hydis關廠工人數度來台抗爭，第三波開始每場行動中，都能看到一個穿著黑色吊嘎與迷彩褲的身影穿梭在人群中。他是山崎，30歲的台灣人，決定要做什麼事就勇往直前，對於反抗社會上的不公不義有著滿腔熱血。
山崎說，他自16歲開始投入社運，從單純的聲援者到意志堅定的守護者，從桃園航空城反迫遷、反松菸大巨蛋護樹護環境、野草莓、太陽花，到現在的韓國關廠工人、反課綱，他皆未缺席。2014年參與太陽花運動激起他更高的行動力，為了更專心關注議題，山崎將工作辭掉，到各地奔走。失去經濟來源的他，認為台灣的環境不容易存錢，但也餓不死人；而有些事情，現在再不站出來維護，以後就消聲匿跡了。
山崎認為，台灣政府缺乏與環境共存的意識，許多歐洲國家非常注重環境與在地文化，在興建設施時還會以不破壞古蹟為最大原則。反觀台灣一起起的建案，經常為節省經費犧牲環境生態。在反松菸大巨蛋時，曾看見一隻想飛卻飛不進去的鳥，「牠原本就是屬於那裡的」。山崎有很深的感觸，直說讓人心酸。
Hydis工人露宿的場地，都能看見在馬路上搭起的大帳篷，裡面有簡易的涼蓆、物資、電扇等，這些都是山崎與聲援者的傑作。從過去的社運佔領活動中吸取經驗，利用現有物資，解決遮陽避雨的基本問題。在松菸護樹的佔領運動中，甚至使用省油省電的發電機、自製化學桶、回收雨水再利用，順道告訴民眾，環保隨處可及，且人人都可以輕易做到，很多東西不是用錢買即可。許多東西可用金錢無限換得，然而自然資源一旦耗損，便再也回不來了。
說到身為台灣人如何與韓國工人溝通，並持續參與Hydis抗爭數個月，山崎笑說，「其實我們都是比手畫腳溝通，有的東西我比一比他們就知道我要幹嘛了，大家都覺得很神奇。」他認為，韓國工運與台灣工運最大的不同是，韓國抗爭者都非常團結，即便協辦或聲援團體很多，他們都願意聽同一個指揮，為了同一個目的不斷出來抗爭，「看過他們的影片，每次都十幾萬人出來，真的聲勢浩大」。反觀台灣，很多團體想要爭取畫面，容易分散人力去不同地方抗爭，每個場的人數都很單薄，未能有足夠的影響力，易造成分化，社運經常這樣不了了之。
此外，韓國工運會透過唱歌跳舞的方式提振精神，發傳單、快閃活動，都是讓他覺得很有趣，也認為值得台灣學習。山崎認為，韓國人用一種溫柔平和的方式表達訴求，同時能吸引大眾目光，這讓社運能持續下去，也給抗爭者自身更多的勇氣。反觀台灣工運時常喊完口號、衝撞完後就不知道要幹麻，因此很難讓執政者聽見訴求。
花了至少14個年頭在社運上，然而，抗爭到最後時常敵不過政府與財團的聯手抗衡。山崎認為，所有的抗爭都是從零開始，可能一開始的獲勝率是零，慢慢的累積就有可能變成2%、3%，且每個議題間都有相關性。從零開始累積經驗，民眾也要培養自行查證、了解每一個議題、建設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不要只相信政府說法，當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絕不能忍氣吞聲，要勇於向政府、向財團說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