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庫記者羅真、實習記者呂晏慈
慰安婦的歷史如何書寫，近來因課綱微調引起廣泛討論。長期深耕慰安婦議題的婦女救援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援會），16日在二二八紀念館舉辦紀錄片《蘆葦之歌》的放映會與映後座談，座談即以課綱爭議出發，由婦援會董事長黃淑玲、執行長康淑華以及學者朱德蘭，與參與民眾共同理解慰安婦的歷史脈絡與各種論述觀點。
婦女救援基金會自1992年開始設置專線，鼓勵曾經擔任慰安婦的女性撥打電話尋求協助。長年來，婦援會除了進行口述訪談、歷史研究、對日控訴、國際串連等行動，同時也為慰安婦阿嬤舉辦為期十六年的身心照顧工作坊，在社工與心理諮商師的陪伴下，透過戲劇、藝術等形式，期待阿嬤從中獲得心靈療癒，並且與自己的傷痛和好。
婦援會執行長康淑華說，我一直在想阿嬤們此時此刻最需要的是什麼，我看到她們是老年人，她們在面對其他阿嬤逐漸凋零，她們也會失落、悲傷、未來也將面臨死亡，所以我們後來把工作重點放在如何陪伴她們走完最後一程。《蘆葦之歌》即是對這段過程的一份珍貴紀錄。
康淑華說，在慰安婦議題上工作的同事都可以工作八到十年，社工曾說要作到最後一個阿嬤。這是因為阿嬤的故事讓她們覺得應該要這樣做。自己在這個工作當中也獲得能量，獲得療癒。
《蘆葦之歌》片末，心理諮商師回憶她對其中一位阿嬤吳秀妹的最感動的記憶。在一次工作坊中，心理諮商師要阿嬤將眼前的兩張椅子分別當成日本軍人以及年輕時候的自己，並且對他們說一些話。此時，高齡九十餘歲的秀妹阿嬤對日本軍人說「你自由了」，並對當年的自己說「妳也被原諒了，我知道妳也不願意」。
現場許多觀眾的眼淚，同在此刻滑落。
黃淑玲說，台灣的國族認同分歧使得慰安婦議題變成一個戰場，被當作政治動員的方式，從而看不到女性人權觀點的討論。
婦援會董事長黃淑玲提到，很多人沒有辦法從人權的角度理解阿嬤的處境，僅將焦點放在個人動機是被迫或自願，這是由於沒有足夠的閱讀。「如果你去看《沉默的傷痕》這本書，或者任何敘述、披露當年慰安婦的悲苦歷史，就不會懷疑這是性奴隸制度，也不會再從自願或被迫的角度談慰安婦議題。」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朱德蘭強調，根據她歷經十年的調查研究，慰安婦是軍事性奴隸制度，性奴隸不同於一般娼妓，性奴隸純粹是被利用的工具，毫無離開工作的自由。研究個案的年紀，最小的竟不到十四歲。透過研究個案可以看到，慰安婦制度的背後結構是殖民母國對殖民地、男性對女性、以及權力者對底層階級的剝削，必須嚴肅反思。
學者朱德蘭歷經十年完成口述與史料研究。2001年至2004年曾任婦援會董事。
朱德蘭指出，二戰期間設立慰安所是為了滿足軍人的需要。對當時的日本政府而言，只有滿足軍人的性需求才不會有強姦的問題以及當地的反抗。因此，日本政府創造一個從來都沒有的詞彙「慰安婦」，有人才以為是看護婦性質的工作而上當。 （圖片翻攝朱德蘭簡報）
朱德蘭表示，透過這些個案，讓我們得以看見性別與階級中的權力不對等。（圖片翻攝朱德蘭簡報）
因此在歷史的書寫上，黃淑玲表示，慰安婦議題必須從國族、階級和性別三個交織的結構性壓迫共同詮釋，如此，才有辦法理解慰安婦制度產生以及受害者所處的性奴隸狀態，也唯有這樣的理解才能讓人類社會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
黃淑玲特別提到，在韓國，強烈的國族主義讓政黨民眾團結一致支持慰安婦對日本控訴，然而，僅有國族主義是不夠的，其中一個面向來說，像台灣仍有國族認同的問題，也就沒辦法讓台灣的阿嬤擁有跟韓國同樣大的民間支持力量；當慰安婦議題一拋出，在台灣就容易淪為分化民眾與政治動員的工具。再從另一個面向談，韓國在二戰後曾鼓勵女性至美軍基地附近的色情場所上班，並歌頌她們所作所為是為國奉獻，台灣也曾有軍中樂園。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從女性人權的角度來思考這類議題，便會強調這些女性自願從事性工作，從而迴避國家鼓勵女性從事性服務的責任，並失去對這個行為背後權力結構的反省。
現場有觀眾認為，近來的慰安婦議題討論，反映父權體制經過戰後七十年並沒有太多的鬆動跡象，因為101課綱以及現下微調後的課綱由同一批人主導，然而研修小組向來不會邀請像婦援會這樣的專業民間團體在這個議題上發聲。
座談末，黃淑玲提及台灣政府長期協助慰安婦，也提到總統馬英九過去二十年來一直對阿嬤十分關注。「記得一次去拜訪新埔臥病在床的滿妹阿嬤，他非常自然地移到床邊幫她梳頭髮，並親吻她。馬總統也是阿嬤們的偶像。」然而，黃淑玲也認為，就馬總統的高度，應能協助使這個議題的討論跨越黨派、跨越國族認同，很可惜在這個部分著力較少。
黃淑玲說，討論慰安婦議、爭取日本政府道歉，不只影響阿嬤個人，也關乎台灣是否能建立起開闊、民主、平等的認同。康淑華也談到，相信多數的人都能理解、支持阿嬤當時所遭受的事情，不該再用動機論來評論這個議題，而應納入更多人權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