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慕情（《黏土》作者）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踏入左派辦報的《臺灣立報》面試。時任副總編的張約翰問我：「妳認為新聞和報導文學有什麼不同？」將近十年，仍不解約翰當初為何問我這個問題，也想不起究竟答覆什麼。唯一留下的，只有「好不滿意」的感覺。或許如此，注定我的記者生涯，必須不斷重新回答這個提問。
我記得，自己第一篇新聞讓編輯不斷咒罵「妳在寫論文嗎？」此後每晚截稿就窩在報社比報，看他人如何凝練。日漸上手，卻未意識自己辭彙缺乏、理性抽離。二〇〇六年，開始採訪樂生療養院與新莊機廠設址爭議，樂生陳抗者提出「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等政治行動，引起藍綠對抗。行政單位同樣以「人權」為名對大眾號召，透過媒體置入等方式，模糊轉型正義的討論空間。閱聽眾對拉扯厭倦，心生漠視，樂生只得天天召開記者會重新述說。但院民提不出新哏，僅只反覆受壓迫的故事，要求社會重視他們的人權。那對日報記者無疑形成巨大壓力，儘管院民的故事催淚，但邊際效應遞減，我開始冒出「可不可以說點別的」的厭倦：「新聞」寫成英文裡的字義Story消失，只剩News。
直至紀錄片導演張文馨的作品《樂生》面世，方理解厭倦在於忽略記者會外未被述說的事件歷史脈絡。彼時羞愧驚覺——受訪者的重複是記者的無能。若記者是藉由資訊傳遞以推進社會的橋梁，萬不能將新聞事件視為一天即死的訊息，因為事件裡，有隨著時間生活著的人。也是那時，開始意識傳統新聞強調形式客觀的局限，無益解決兩造對立的困境。
書寫弱勢議題，在主流媒體沒有版面，也不討好。非主流媒體則是曝光率低、影響力小。但樂生保留運動透過網路突圍，使我也開始轉貼報導至部落格，再藉由社群媒體傳播。除此之外，也嘗試用散文、評論、詩、攝影圖說乃至於音樂創作等方式，做為閱聽眾延伸閱讀的媒介。既是練習，也是實驗，摸索各種得以觸碰人的共同點的傳達方式，開展閱聽眾認識、理解生硬議題的可能性。
多年下來，部落格上閱聽眾的回饋肯定這種共同練習。二〇〇九年，作家周芬伶以「文學與社會意識在網路媒體上的最佳集合」為由，將部落格一篇描寫移民工的文章〈手〉選入九十七年度九歌年度散文選。那天起得以確認「始終是文學性的書寫引領視線」，並試圖為自己的書寫定位：「左手寫新聞報導，右手寫新聞以外的觸動。信仰的境地在遠方，定定紀錄，藉脈絡與故事的指引，和觀看這些文字的人，一起在迷宮中闖蕩。關於環境、人權，以及被忽略的其他。」
同一年，莫拉克風災襲擊島嶼。這場風災對臺灣國土造成前所未有的大崩壞。但崩壞不能歸咎於單一的自然因子，更包括人禍。然而媒體的處理方式依舊傾向消費傷亡與重複舊時論述，宛如紀錄片導演藤原敏史在福島核災後拍攝的《無人地帶》所說：「災難景象總是很難消化。面對災難，我們總想找出線索來理解、來解釋、來衡量傷害的大小。也許為了掩飾我們對災難的著迷，災難變成一種刺激。就像服用毒品。今日也許我們就是上癮了，對所有災難景象。」也是那時警覺，過多重複卻單一的資訊，及媒體必須不斷追逐新事件的框架，已嚴重改變閱聽眾的閱讀習慣。觀看的斷裂，使社會難以全面理解島嶼面臨的挑戰，乃至於確認如何重建的可能。
社會工作者馮小非與輔大新聞系教授陳順孝於是合作成立「莫拉克新聞網」。在莫拉克新聞網籌備期間曾萌生離職念頭到那裡專職書寫。但因長期追蹤的國光石化與中科三、四期開發案仍未完結，考慮再三後作罷，僅在能力範圍內供稿。這個選擇並非沒有遺憾。但也因此開啓我對土地徵收、農村與城市發展問題的關注，而有了《黏土》的書寫計畫。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被貼上「灣寶土地貧瘠」標籤的灣寶里民來到環保署抗議。老邁的農民們拿著手舉牌，站在臺北街頭高喊「後龍科技園區滾出去」，強烈表達不願土地被徵收的心聲。從那天起，追蹤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直至抗爭落幕。那段期間除了灣寶，還有中科四期開發迫遷相思寮。不久後，更爆發大埔剷田事件，間接導致農民朱馮敏自盡。這些爭議來自行政部門、政治人物及財團，以開發工業區為名來進行土地炒作。為了達到炒作目的，行政單位錯誤使用土地徵收條例，以強制徵收人民的私有財產。
朱馮敏的死引發輿論關注，臺灣社會才意識到徵收爭議竟在臺灣烽火連天，民間團體趁勢訴求修改《土地徵收條例》。由於輿論壓力，行政部門開始著手修法。但因臺灣農業長期不被重視、缺乏政策支持發展、可耕地又零碎化，部分徵收爭議的受害者已經不願保留農地，只希望提高徵收補償，這也導致行政部門在修法過程中，將修法重點導向補償，而非重新檢視保留農地與農村的重要性，最後修法結果並不符合民間期待。
從竹科開發以來，鬥爭與分裂一直充斥在徵收抗爭裡。但灣寶沒有。他們三年多來團結一致，終於獲勝。許多自救會前往灣寶請益，但從無一宗抗爭的成功模式可能複製，牽涉農村尤其更是如此，因為成功的可能，早在戰後不久就被肢解破碎。
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一直是以掠奪自然資源環境為主的發展路徑。此種發展模式，摧毀人地自然互動的可能性，進而侵吞人存於空間、與空間磨合後產生的地方感（即認同與歸屬）。地方感之欠缺，導致人對土地利用的想像窄化，摧毀另類發展的可能。灣寶在一九九五年至二〇一一年間一共歷經兩次徵收劫難。這期間臺灣加入WTO，農地急遽休耕、汙染問題也愈來愈嚴重，但灣寶居民從未放棄農業。他們的堅持使我好奇。
「在希羅多德的思想世界裡，個人，才是真實的記憶寶庫。若想查明被記憶下來的事，就必須與那個個人取得聯繫。 如果他住在遠方，就必須遠行，去找到他。最後終於見到他時，必須坐下來，聆聽他說話——聆聽、並記憶起來，或許也做筆記。於是，希羅多德周遊世界，與一個個的人見面，聆聽他們告訴他的事。」我跟隨希羅多德的腳步，頻繁往來田野。發現灣寶自救會成員的生命史幾幾與臺灣不同階段的發展歷史牢牢扣鎖，因而構思透過書寫一庄之地史以關照島嶼的現實。
以個人生命史作為《黏土》最重要的核心基調，不可避免產生否定工業這種看似二元的缺陷。選擇呈現人的意志如何創造扭轉可能，並非想要重塑對立，甚或凸顯土地徵收爭議爆發後劉政鴻幾被視為罪無可赦之惡人形象。而是，當理應公平看照的國家發展大手過於偏斜，忽視土地做為各種發展的最基礎元素，並任憑滅土的發展方式持續橫行，我們失去的將不只是人命，而是想像與可能性。由於灣寶的地史追溯至清代，在未能實際接觸受訪者的書寫內容（清領與日殖部分），只得透過文學作品、後生訪談、文獻閱讀等方式彌補，再藉由文學想像以不偏情理與史實的方式還原。如書中楊天合之夢。至於戰後敘事內容，皆由實際訪談而來。
歷史難是一人之言，而戰後仍隱匿與待辯證的情境繁多，非研究者之我，力有未逮。唯一能及，是藉田野行走對比現存面世的理論與言說後加以呈現。關於歷史視角，承蒙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瞿宛文、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李承嘉、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以及研究者廖彥豪與何欣潔予以批判、指正。律師詹順貴、惜根臺灣協會秘書長林子淩與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廖本全則協助還原《土地徵收條例》修法與灣寶抗爭過程我所忽略的細節。若有任何疏漏，當是寫作者之責。另外，特別感謝苗栗縣政府的公務員匿名受訪。這位涉入徵收計畫甚深者承認灣寶確實是為捍衛土地、農業而戰，但也不諱言苗栗縣為何執意開發土地之原因。我與他的價值判準差異極大，而那差異，正是這百年地史意欲填充之所在。
香港獨立記者陳曉蕾與身兼書寫及社運者身分的顧玉玲，是提醒我拿捏介入後書寫距離的明鏡。而小說家、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吳明益不僅對我極為苦惱的敘事腔調給予提點，在書寫初始心生慌措時，這位嚴苛要求自我的寫作者的鼓勵使我落定。紀錄片導演柯金源、聊落去，以及洪江波與吳淑玲兩位藝術家提供的畫作與照片，則讓這本書益加生色。
二〇一三年，是記者生涯中極難熬度之年。年初灣寶抗爭領袖張木村身亡，深秋大埔張森文自死。另有友人潛於大海不歸，家人病苦，分離動盪。謝謝政大新聞系教授柯裕棻的談話，Ｗ與Ｓ在異國冷冬的收容，Ｈ和毛貓的溫暖。謝謝公視《我們的島》製作人于立平讓我任性離職完成此書，同事陳慶鍾、林靜梅、林燕如等在公共與私我的各種撐持，以及黃同弘、李翰林、施佳良、陳平浩、朱彥齊、陳文琳、林樂昕與林書帆等友人願意閱讀殘篇斷簡並提出建議。獨立書店「有河book」亦功不可沒，《黏土》的第一道基樁，來自於此。
全稿落定當晚，我抽出書櫃上《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重讀。「如厄運降臨，讓人深感不快，就像人們疼愛勝過自己之人的死亡，如自殺。書必須是能打破我們內在凍結之海的冰斧。」作者露思．貝哈引述小說家卡夫卡這段話後說：「在我們這個『同情疲倦』的時代，我認為關於死亡的人類學書寫，如果不是打破我們內在凍結之海的冰斧，至少必須是能在描繪與敘述人類學家與死亡相遇的傳統形式上鑿洞的冰鑽。」
或因如此，書寫時總感惶恐。這十五萬字是為了召喚行動再起，而那勢必回頭形成綑縛與詛咒——因徵收惡夢仍然持續，且報導文學必須殘忍要求所有涉事者回憶與投入。感激你們的信任，願我沒有辜負你們的痛，願有朝一日，我們能一同醒來。
講座時間
8/19（三）19:30 桃園晴耕雨讀 與談 綠黨祕書長許博任
8/22（六）19:30 高雄三餘書店
8/26（三）19:30 嘉義洪雅書店 與談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8/29（六）19:30 虎尾厝沙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