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可瑜（大直高中歷史科教師）
對於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議，在今夏升到最高溫，在各式媒體裡不同觀點與立場的文章和話語紛呈。同一時間，日本高中生亦走上街頭反對眾院通過的安保法案，因此首相安倍晉三在8月14日發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的言論備受矚目，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在外交軍事政策方面的表態。
「如何面對歷史」似乎顯現了將通往怎樣的未來，而歷史教育則是影響「如何面對歷史」的其一重要方式。臺灣高中歷史課綱的討論為什麼總是輕易被認為或炒作成「統獨之爭」，理由就不言而喻了，因為島嶼住民對於未來的想像莫衷一是。
有人說，課綱就是反映執政黨的理想，「既然選國民黨執政，全民應該尊重執政黨的方向。」也有人說，要反微調課綱，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就是讓明年政黨輪替。還有人說，歷史教育就是輪流洗腦。
上述三方的態度，其實同樣反映出以下的觀點：
1. 歷史要為政治服務，執政黨就可以決定歷史觀點。
2. 歷史教育就是一連串歷史知識的總和，而課綱就是歷史知識的規範與確認。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歷史課綱微調的爭議，癥結不是統一或獨立
「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喬治‧歐威爾《1984》中多次被引用的名言，清楚說明了「權力」如何運用在「過去－現在－未來」這條脈絡的詮釋上。作為民主國家，投票結果並不等於國家主權成為某政黨所有，歷史課綱的書寫與詮釋依然不應被執政黨壟斷；否則民主無異徒具選舉形式，不具實質內涵。換句話說，無論是歷史的學術研究或是國民教育，其內容都不是為了圓滿任何執政政黨的理想，而是必須捍衛自由精神。
再來，歷史教育究竟應該是知識的堆疊還是能力的培養？雖然兩者不見得全然切割（以知識積累為主仍會有助於增進能力，而要鍛鍊能力之時需有知識為基礎），但歷史作為國民教育的學科之一，當以何者為主、何者為輔？
如果關鍵是知識，那麼，在不同史觀之下自然會衍生出是非對錯之別，於是歷史課綱就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如果重點在能力，那麼，知識是提供訓練的文本材料，而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等才是真正的教育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歷史課綱的責任不是確認知識的是非對錯，而是清楚定義這些能力，以及在歷史這門學科裡如何實現。
從「佐藤學」、「學習共同體」、「PISA導向」、「翻轉教育」、「學思達」、「MAPS教學法」……這幾年最具話題性的教學方式，內涵與運作方式雖不盡相同，但「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為導向」是共通點；即便教育部並不強迫推動上述教學形式，但確實鼓勵教師專業能力朝這個方向精進。那麼，這種觀念運用於歷史教育時，歷史課綱的主要內容就會是「核心能力」，而不是符合任何政黨意識形態的知識大集合，更應該被重視的是「核心能力」如何被落實於課堂教學裡，以及如何進行評量。
既然如此，課綱微調與否有差嗎？
目前，教科書需要通過審查才能取得執照，而審查的標準就是課綱。因此，我們認為，在歷史課綱的內容方面，知識不宜細瑣，用詞更應中性，這樣教科書的編寫才能夠確保空間與彈性。如今的課綱微調，反其道而行，以單一觀點控制歷史教育，這是許多歷史學者與中學教師無法接受的。
歷史課綱微調的爭議，癥結不是統一或獨立，而是封閉或開放、知識導向或能力導向。只有以「核心能力」為主的歷史課綱，可以免除政黨輪替等於歷史輪替的問題，而課綱在知識點的適度留白，才是給予不同觀點進入各式教科書的機會，也才能避免傷害島嶼住民對於未來的不同想像。
請將凱撒的還給凱撒，歷史教育的討論需要持續向前進步，這應該是一則申論題，而不是大中國史觀或台獨史觀的是非題。
關於紀錄片《蘆葦之歌》
點選觀看預告片
在這次的歷史課綱微調事件裡，如何書寫慰安婦成為激戰的爭議點。就在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由婦女救援基金會籌拍的、以慰安婦阿嬤為主題的紀錄片《蘆葦之歌》終於在院線上映了。這部紀錄片的內容，可以提供歷史課綱微調爭議一些想法。
《蘆葦之歌》是慰安婦阿嬤的光影紀實，影片裡未曾強調她們成為慰安婦的過程，甚至不是直接描述戰爭有多罪惡，而是呈現這些慰安婦阿嬤怎麼面對回憶很艱難、遺忘更艱難的生命疼痛。這種處理手法，並不表示戰爭不罪惡，而是透過婦援會開設的身心工作坊的幾個段落，足以看到「成為慰安婦」的經驗不單單是對身體的摧殘，更是對心靈的斲傷，從此生命宛如無星無月的永夜，黑暗成片。
從默默承受到願意站出，從充滿憤恨到釋放哀傷，從孤獨無依到懷抱信仰……有著相似經驗的每位阿嬤，其實歷經不同的療癒過程；即使傷痕無法抹消，在自己的意志、彼此的支持和婦援會的協助之下，新的能量能夠讓生命昂首前行。
日本政府始終不曾向慰安婦的正式道歉與賠償，無疑是令人憤怒的，《蘆葦之歌》將阿嬤們前往日本國會向在野黨領袖表達意見的畫面，直接呈現出來，但，這部電影並沒有不斷推向民族主義式的激情控訴；在這個過程裡，亦有日本民間團體參與要求政府謝罪與賠償的工作，包括義務律師，甚至一行人來臺灣探望受傷的慰安婦阿嬤。
小桃阿嬤的夢想是打一條圍巾送給馬英九總統，她實現了，還親自替馬英九總統圍上；觀看這個畫面的時候，政治立場絕不會是重點，而是好為小桃阿嬤開心。而當秀妹阿嬤說出最感謝的是早就不記得臉孔的某位日本兵，因為在最痛苦的時候，他的話語曾經給了她希望與安慰；這片段，總不會被詮釋為這部電影媚日吧。
在《蘆葦之歌》裡，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所謂的原諒，不單單是指對於當時的他者（日本兵），同時包含了當時的自己。就如同，在秀妹阿嬤的言語裡，也隱隱看到了一個年輕的日本兵，曾經被戰爭黑暗與恐懼淹沒。整部電影，我們看到了屬於「人」的複雜，要超越苦痛也不是表面上寬恕了誰，而輕易貼上好或壞、對或錯的標籤，或許只是讓我們距離「對『人』的真實了解」更形遙遠。
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這部關於慰安婦阿嬤的紀錄片，是教育部以微調歷史課綱的宗旨來拍攝，它的內容重點會是什麼、它會呈現怎樣的面貌？也許，《蘆葦之歌》之所以令人動容，就在於它不是歷史教科書，不需符合一個細節瑣碎、處處框架的剛性歷史課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