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人活著不能單靠五十嵐

文/胡慕情

《黏土》出版，巡迴講座開展。但我盡可能不談書，因關於灣寶抗爭，書中已清楚闡述。巡迴目的，在抽拉書中未能說盡卻與發展緊密相關的觀看視角，以及讓各地抗爭者有機會發聲。若允許，會盡可能整理座談內容於此。此為在清大水木書苑的講座，與談者是中山大學社會系約聘助理教授黃書緯。

昌鴻颱風來襲當天早晨，我去拜訪《黏土》書中提及的一位重要角色，他同時也是協助灣寶抗爭很重要的運動者，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廖本全。當天，他的女兒問我：「姊姊，妳的書為什麼不叫西瓜，叫黏土？」若在場有人看過書，就會知道，書名其實源自於灣寶居民進行的土壤改良，他們將庄內一座山丘剷平，與沙地混攪，而這座山丘的土性就是黏土。在寫到這段時，我安插了一段人物故事去凸顯人與地為何緊密扣連，書中的段落是這樣的：

「在農地改良後第一次下田時，張木村先要洪箱站在田裡別動，不一會，清澈的涼水便順著圳溝流向雙腳，由趾縫逐漸累積至腳踝。水再也不漏了，他們辛苦運來的黏土，正為他們守護著長年缺乏的水吶！融在水中的灰褐黏土，輕輕包裹洪箱的腳掌，那感受一如隨後走入田間的張木村，緊緊握住自己的手那樣牢靠。」

黏土在這本書裡，是作為農人得以安踏的重要象徵，但安踏之後如何往前，關鍵在於土壤改良後農地終於具備的保水性。也就是，除了土壤，水對農人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發展因子。

灣寶這地方的灌溉水源來自明德水庫。明德水庫最早是由省議員劉闊才在一九五五年提議興建，但一直要到一九六六年，明德水庫才開始開發，當初興建的經費，幾乎倚靠農民的田賦收入，但水庫建好之後，因為台灣已經邁入以農養工的階段，明德水庫的水被優先供給大苗栗的民生用水和工業用水使用，灣寶要到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才真正開始使用水庫的灌溉用水。

記得一次到灣寶，書中的主角張木村帶我去看水路，看完水路後他說了一句話：「政府故意掐住水源，沒水我們只能休耕，再說我們農業生產產值低，土地沒價，要我們賣。」張木村那句話讓我意識到，我們在看土地炒作問題時，恐怕往往忽略這樣一個重要關鍵。

若我們去看水利法，水利法清楚明示：民生用水優於農業用水，農業用水優於工業用水，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規範？在於水從來就是有限資源。但是，台灣雖然降雨豐沛，卻因地理特質，成為難以留住水的地方，乾枯比例懸殊，北部豐枯比是三比一，中部五比一，南部更極端，可達九比一。在工業時代來臨前，農業社會就經常為水械鬥。

一九八〇年代城市不斷擴張之後，搶水問題其實更加嚴峻，但這最根本的問題一直被略而不談，比如桃園航空城。埤塘本來是保水的，但我們填掉它，農地是保水的，但我們徵收它。《黏土》這本書因採用農民的視角來書寫，不可避免形成農業與工業看似對立的視角。但就算都市發展跟工業發展真的可以帶來利多，帶來幸福，我們仍然無法避免面對水資源的問題。而在現在台灣的現實情況下，未來我們恐怕必須面臨相當嚴峻的水資源爭奪戰。

今天之所以要抽拉水資源來談，不止因為上述原因，也因為，回頭來看，就算幸運保留農地的灣寶，也會因為社會將徵收農地與水資源問題切割觀看的思維缺乏調整而受害。今年台灣遭逢大旱，灣寶再度被迫休耕，收入短少。可見農民就算保有土地，仍有許多挑戰。為此，特別邀請對水資源與都市發展有深刻研究的黃書緯老師與談。

黃書緯近年關注水資源與都市發展的問題，但這並非他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一開始他的研究主題是新加坡的都市發展，去分析台北跟新加坡的區域化如何影響政治。

新加坡是很小的島，長期以來，他們的水資源都必須倚賴馬來西亞，每十年簽一次水供，每十年就會吵一次架。為何吵架？因為新加坡花一塊錢跟馬來西亞買水後，進行淡化，然後用兩塊錢賣回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對這件事很介意，新加坡的回應是，沒辦法啊，你都沒有淨水。知道這件事讓黃書緯相當驚訝：新加坡知道水資源非常重要，不僅想辦法讓自己的水源能自足，甚至把它變成生錢的工具。

若去過新加坡的朋友應該知道，早期新加坡也想蓋水庫，但他們現在發展的是再生水工程，如今去可以看到他們有規模很大的海水淡化廠以及再生水工廠。基本上，新加坡是盡量把每一滴水用到極致。有一次黃書緯去開會，遇到一位中興工程的工程師，這位工程師非常感嘆，因為新加坡跟台灣要發展再生水的時間點差不多，但現今新加坡的再生水已經是個可以輸出的成熟產業，但台灣幾乎沒有運作。而北京落後於台灣，如今也走在台灣前面。

是這樣黃書緯開始意識到水對都市發展的重要性。當初黃書緯開玩笑說，講題這樣取名比較吸引人，但話說回來，人要活下去本來就不能光靠喝五十嵐這種垃圾飲料，人得喝水。在黃書緯開始關心水資源後，他到中國做南水北調的研究，南水北調的工程從二〇〇二年開始動工，到去年完工，這個調水工程，是要從長江上游每年截二十億的水調到北京，沿途給河南河北等地區。

黃書緯關心南水北調，是因為北京人民說他們快不能呼吸了。因為北京嚴重缺水，不只造成民生問題，還包括環境問題。因此，北京把水調上來後，先給民生使用，再把再生水放到地表河道，讓地表的河看起來有水，以降低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但要實現調水，湖北大壩必須往上加，很多農田因此淹沒，農民必須遷村。這至少牽涉了三十萬人的移民規模。政府給這些必須移動的農民每年六百塊人民幣的補償，但農民從農村到都市，必須重頭開始找工作，雖給了他們房子，但要建立新的人際關係，這些都很困難，而這對中國政府來說，卻已經是有史以來最好的補償。

放眼看去，調水是很多大城市都在進行的事。除了北京，香港從廣東的東江口調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金門則即將從中國調水，水好像是流動物，但這流動的過程，卻是權力跟社會關係的重組，是內地跟外地的改變。比如近年香港因為邊境的開放與中國有許多衝突（所謂中國因素），但香港大概從八〇年代開始從廣東進水，因此，香港必須向中國妥協，廣東便這樣回應香港對中國因素的抵抗：你們喝東江水長大，竟不懂感恩！

從上述的脈絡，我們可以概略知道都市發展與水資源的連動關係，而這連動又可細分為幾層。首先，是都市水文。人會開始談論水，大部份都是從很自然的、可看見的水去談，但隨著都市發展，我們的生活開始看不見水。比方明治橋被拆，比方黃書緯小時候生長的六張犁附近原有瑠公圳的水道，但現在根本看不見。因為蓋上了房子，或馬路。黃書緯記得舒國治出《水城臺北》時，曾引發許多人按圖索驥找水，這顯現的是，若我們要重現都市水路，只有靠故事與活動才有可能。但都市水資源影響我們的面向並不只是可見的這層面，更多是看不見的，比方水量。

這張圖藍色的地方是一條河川的水量，但政府會跟你說，我們如果要發展，需要這麼多水，要這樣的曲線。由此可見，政府的水資源政策，是以需定供，也就是我需要多少水，就開始去找水，而非以供定需。為什麼？因為若採取以供訂需的模式，經濟很難發展、人口難以集中。一九六四年，石門水庫興建，便是一重要里程碑，這象徵國民政府第一次有能力做大規模水利建設，展現了國家能力。過去的農業社會，水透過圳道而來，管理者是水利組合與地方鄉紳。但當水庫蓋起來後，國家就掐住了水的源頭，由國家決定把水給誰，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在政治研究裡，會把水利會當成一個重要角色。

八〇年代，高科技開始發展，新竹蓋了寶山水庫來提供新竹的園區需求，等到南科開發後，便也要蓋南化水庫跟美濃水庫。但這裏有一重要轉折，即是反美濃水庫的抗爭。這場運動讓政府踢到鐵板，地方展現組織力量去反對蓋水庫，地方開始強調，發展不是只有一種方式，地方不能無限滿足政府的需求。

美濃反水庫是很重要的里程碑，是台灣社會第一次有地方的抗議組織，開始去清算南部水資源的問題在哪裡？如果不蓋水庫，有什麼解決方式。可惜的是，當美濃水庫停建後，政府並沒有檢討它的管理模式，而是順著過去的發展思維，想辦法找水。為此，它們開始進行所謂大規模的調水工程，也就是越域引水。

如果去看台灣的水資源開發過程，美濃水庫可以說是終結政府大規模興建水庫去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的重要象徵，但也開啟政府大規模調水的開發模式，這模式一直到中科反搶水運動，才讓社會意識到，高科技產業之於台灣的水資源使用其實是很不合理的存在——因為它不是只要水，還要乾淨好用的水，還不可以中斷水，所以每逢停水，我們可以看到竹科的行政措施，都是在解決或防堵科技園區停水要怎麼辦。所以今年一大旱，就要求新竹農民休耕，就開始產生很多論述，如水資源很珍貴，怎麼可以浪費在農業這低產值的產業上。

從水量的要求，產業的維繫這個切面，我們可以看到，國家的角色愈來愈重要，而社區角色開始退縮。

而都市的水資源問題除水量外，也包括水質。對都市人來說，水是要拿起來喝的，所以水質很重要。以南水北調為例，北京曾經在兩年前做小規模調水，那天早上，北京人滿心歡喜地打開水龍頭等水，但卻發現水是紅的。大家就罵：你政府不是說從河北調好水，為何調來紅的水？調查後發現，原來每個地方水質的酸鹼度不一樣，當河北的水進到北京，因著酸鹼度的差異，輸水管的銅鏽因此被沖下來。為解決這問題，他們只好派人到水庫頭去調水質。

從這例子可以看到，水質比水量更難控制。水量只要算要調多少，但水質很難說。且今天就算北京水污局說，這水看起來髒髒的但可以喝喔，實際上敢喝的人可能不多。水質很好玩的是，它比水量更與政治掛鉤。高雄市議會每年都會看到要求水質改善的質詢，因為高雄是重工業城市，各種污染都很嚴重。而這水質結果，正與台灣的經濟政策綁在一起。

二〇〇〇年，高雄市政府宣佈，高雄市的水可以喝了。這件事比愛河可以划船還要重要。但即便政治人物這樣宣示，高雄人還是習慣去買水喝。這問題不止在高雄，台北也有。比如蘇貞昌在二〇〇二年說，翡翠水庫蓋在北縣，但這麼好的水，卻只給北市喝，不公平，蘇貞昌要求北市府要提供部分水給北縣。這政策一提出，相關工程開始進行，但工程需要時間，而這便成為政治人物的籌碼，成為他們選舉或執政展現魄力的工具。

再從翡翠水庫這例子去談，可以知道，一個區位良好、管理良好的水庫，可讓我們享受優良水質。但這優良水質是有代價的，是周邊居民被限制開發、被禁建而換來的。這裏可看見水質與都市開發的衝突。但問題不止於此，前陣子北宜直鐵的開發引發討論，因為會經過翡翠水庫的集水區。但為了實現所謂宜蘭台北的半日生活圈，政府卻開始想要進行工程，去破壞集水區的涵養。

這些衝突讓我們看到什麼？看到治理失靈，簡單來說，這就是公地悲劇。也就是公共資源缺乏管理，也就是，當大家都覺得這裡頭有可分一杯羹的空間，我們的資源到頭來就會被耗盡。回頭來看，公地悲劇需要管理，那誰來做這件事？一般來說有三種行動者，一是國家，因為國家有公權力，被認為有資本跟人可以實踐管理。但九〇年代，有人指出，國家其實是治理失靈的源頭。好，不期待國家，有人開始談市場化，說就交給公司來決定，但我們看看雀巢。雀巢公司掌握拉丁美洲的水權，當地居民連雨水都不能接，喝可樂比喝水便宜。他們抗議，但雀巢的總裁說：用水不是公共權，是商品。於是，全面市場化，也可能會讓人沒有權力用水。於是，社區成為一種必須的存在。這三種行動者，是我們在談水資管理很重要的行動者，但很多研究顯示，在都市裡，我們看不到社區在哪裡。

以頭前溪流域為例，清朝到日據時代，水的權力與管理環繞著農村，但都市發展之後，國家力量開始興建供水系統，而隨著都市擴張，水資源難以靠農民管理，所以國家資本進來，水資源分配權力因此從社區移轉到國家。原環繞農村的管理權開始流至自來水公司，或水利會，圳道荒廢、封閉，人們遺忘水圳，不知道自然景觀，也就是原供水系統上的社會網絡被摧毀了。當你不認識家附近的水從哪來，你怎麼可能知道供水出現問題要找誰。都市使我們成為純粹的消費者，缺水時，我們只想知道水庫沒水怎麼辦。所以，都市居民只在乎水量水質與水價，不會在乎有水的過程會摧毀什麼。

當我們去看水資源調度的情況，會有一怵目驚心的景象，也就是台灣未來每條流域的水都要相互調用。但什麼時候需要調度？其實就是水荒。今年大旱桃園縣長鄭文燦說對一句話，他說：「自己喝都不夠，還分給別人喔？」所以水荒出現時，疆域概念就會更明顯。此時，地方跟地方的衝突會更多，而這變相使國家形象更重，因為我們不識水的來源，我們弱化自己，只想當個消費者。

水資源問題愈來愈嚴峻，如同談電力分散化，近來很多人開始談水利分散化，比如再生水，海水淡化或節水等等，希望有分散方式來解決水資源問題。但要談這問題很困難。日前雪梨規劃了二〇一二至二〇三〇年調度規劃，我們從它的規劃可以看到，要談分散化需要許多層次，首先你要先畫出治理疆域，了解疆界的基本狀況，要知道土地的使用方式，都市的樓地板面積，才能知道每個街區的水資源消費狀況。也才能知道再生水，耗水量跟廢水如何運用，淨水廠等要放在哪裡。而十年後你預期發展如何，最後才是地表上的水流景觀。這些資料必須細緻到社區的住民都很清楚。但這東西在台灣不存在。

二〇一四年，底特律市政府破產，水公司把付不起水費的人停水，所以有一大規模抗議，他們認為水是人權，但抗議無效。我們很難想像，在美國，在一座大城，人們必須喊出水是人權這句話。這件事讓黃書緯想起一句話：「對自然的主宰，無可避免導致某些人被另外的人所主宰。」台灣的都市發展愈來愈快，水資源的考驗也會愈發嚴峻，如果我們不要過度集中化的權利，新的路徑會是什麼，可能是什麼，將是我們現在要加緊腳步思考的東西。

延續著黃書緯的分析，我們回過頭來看竹苗區域的問題。現在竹苗兩地，正面臨兩座水庫的開發。一是苗栗的天花湖水庫，另一是尖石後山的高台水庫。

天花湖水庫規劃集水面積約六九三公頃 ，有效容量四七九一萬立方公尺，興建後，預計每年供水量可達九五四一萬立方公尺。當初水利署會規劃天花湖水庫，是認為苗栗地區的供水僅由鯉魚潭水庫、永和山水庫、明德水庫、地下水供應二十二萬噸水，若計入編定或報編中的工業區，包括後龍科技園區、竹科四期銅鑼基地等，預計到二〇三一年用水量將成長到四十四萬噸，會有不足。

因此，水利署在苗栗縣公館、頭屋兩鄉的東緣，也就是後龍溪支流沙河溪上游，設計天花湖這座離槽水庫，預計由後龍溪建造打鹿坑攔河堰引水蓄存。預計完工後每天可供水二十六萬噸。然而，天花湖水庫必須跟周邊其他水庫聯合調度，如永和山水庫、鯉魚潭水庫。也就是它的興建不是限於苗栗用水，而必須支援台中與新竹。而若回頭來看苗栗主要水庫明德水庫，當初設計的有效容量，是一六四〇萬立方公尺，但現在的有效容量，已經降低到一二七六萬立方公尺，主要原因就是淤積，淤積率是二〇．五六 ％。因此，天花湖水庫興建後是不是可以有那麼大的效益暫且不說，這種相互調度的狀況，很明顯會讓原本用水已經不足的苗栗的農業用水更加吃緊。

天花湖水庫在二〇一〇年五月通過環評，正進行二階環評。當初環評時，水利會曾要求將後龍溪下游三千八百公頃之灌溉水權優先納入承諾結論，但依照六輕的案例，我們幾乎可以確認這件事情做不到。且更關鍵的是，後龍科技園區在灣寶居民的努力下已經不開發了，卻未見水庫的重新檢討，而今年大旱，灣寶居民一樣被迫休耕，可見水利署對整體區域發展的水資源供需調配出了很大的問題。

水庫的開發，不只是農業被迫休耕這種可見的傷害，也將涉及族群的滅絕。根據水利署估算，桃園航空城完成開發的二〇三一年，用水需求將高達一五〇．一萬立方公尺，然石門水庫的供水量，只有一三五．四萬立方公尺。為了支援這個開發案，必須借用取新店溪水的板二計畫、中庄調整池和海水淡化廠每日各提供 三萬立方公尺水源才能達成。而此同時石門水庫必須能夠恆常運作，為此，水利署才打算興建高台水庫，透過聯合調度，讓石門水庫清淤時，其供應區域的居民與產業仍能運作。但眾所週知，清淤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為了這件不可能的事，我們將因此毀掉泰雅族的秀巒部落。

民族誌紀錄者賴靈恩曾這樣描寫泰雅跟河流的關係：

「…..Buta說不管你們去到哪裡，不管是草地的邊緣，還是松樹的下面，如果要過好的生活，記得跟隨著河流和支流，在那裡建立你們的工寮、種植地瓜的葉子、灑下小米的種子，未來的子孫將可以吃它們。」
換句話說，摧毀河流，意同摧毀部族。

目前這兩個案子，都還在進行中。天花湖水庫正在舉辦說明會，遭受居民抵制，至於高台水庫因遭原住民部落抗議，暫且按兵不動，但未死案，隨時可能在社會缺乏關注時闖關而過。提出水資源的問題，既是讓我們從都市的視角回溯如何看待水資源及其管理與運用，另方面，也想揭示土地徵收案件的攻防不止一角，不止一地。環境總是連動，唯有這樣的視角相連，才有遏止傷害，遏止傾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