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火車快飛

文/胡慕情

嚴格說起來，還沒從公共電視「我們的島」離開的記者胡慕情，應該是最早關心「台南鐵路地下化」爭議的記者之一。而一直要到這本書完成，開始規劃每一場講座要談論的內容時，我才意識到，歷史從來沒有巧合，有些物事，我們註定要與其相遇。

《黏土》這本書上溯至清代，由日殖時期的土地改革政策切入，去談一連串土地與發展政策對一般民眾的影響。為了讓它的可讀性高，我在一開始構思寫作時，就打算用比較類似小說，也就是會有大量對話或人物主述的方式進行，也因為採取這樣的寫作方式，勢必要加重文學性的書寫。文學性的書寫不單只是修辭，更重要的是某些物件所具備的象徵。而在這本書的寫作中，鐵路就是那個重要物件之一。

台灣的鐵路興築雖始於劉銘傳，但真正成熟是在日殖時代。日本人大力興築鐵路所為無他。便是為了運送貨品外銷。貨品外銷意味大量生產，這是工業革命後的特徵，也是邁入現代化的重要分界。邁入現代化後的台灣，在日殖時期把農產與農產加工品銷至日本或其他國家。在這段期間，不只農民因日本政府控制米糖經濟而遭剝削，台灣的山林，如檜木，如樟腦，也是那段時期的無聲受害者。若你了解台灣的國土體質，就知道這座島嶼並不穩定，變動頻繁，還沒穩定的島嶼被砍去大量林木，為日後的環境敗壞埋下基底。

日殖時期，日本政府砍完樹還會種樹，但戰後的國民政府沒有。國府藉著承襲日產跟當時期興建的交通建設，進一步擴張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此時鐵路最大宗的運送貨品不再是農產，而是人。從輕工業到重工業，戰後一直到七〇年代，是台灣鄉村人口大量外移的時刻，人的外移不是單向的逃，而是希望藉由暫時的離開獲得資源歸返。但因工業發展在污染未受管制或未有完整管制的狀況下，侵吞農地，並敗壞農業生產環境，這使得人跟土地跟自然的關係愈來愈疏離，也使得安土重遷的意涵被取消。六、七〇年代的工業發展，使我們認為流動是必然的，家的實現是容易的，但一直要到很後來，我們才會知道，家的實現很難，甚至退而求其次，連安居都不易達成。

一九六〇年代，政府推出「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政策，讓台灣拋棄農業，躍升成為新興發展國家典範。一九八五年前出生的台灣人，在社會課本上必然讀過，台灣與新加坡、南韓與香港，被並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驕傲歷史。一九七七年，全球遭遇金融風暴，台灣絲毫不受影響，但這顆經濟發展典範之星，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卻面臨了嚴酷的考驗。

靠著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EOI模式）崛起的台灣。在政府主導下，短期之間快速累積鉅額外匯存底，其中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是超級強權美國。但這超級強權其實靠著虛幻的經濟泡沫賴活。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美國發生戰後第一次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高速生產，但戰後重建，國際國內市場需求萎縮，生產過剩，造成了經濟衰退。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爆發第四次戰爭，阿拉伯石油生產國削減石油輸出量，油價飛漲，引發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由於美國在一九七一年後對國際的貿易持續產生逆差，迫使美元貶值，造成日後嚴重的通貨膨脹。財政赤字以及貿易逆差在一九八四年急遽變化，該年美國貿易赤字達到一千億美元；一九八五年，美元大幅貶值；一九八七年，美國已經由全球最大的債權國，淪落為最大的債務國家。

面對貿易赤字，美國一改其堅持自由市場競爭的態度，堅持「不是我們的產品不好，而是匯率太低」所導致。美國國會，更要求政府「在一定期限內，排除所有貿易障礙」。一九八八年八月，美國修訂《美國綜合貿易暨競爭力法》，第三〇一至三一〇條款，授權行政部門可以針對「美方認定的不公平貿易」，實施貿易報復。美國政府藉此條款，得以提高關稅、設定進口配額、撤回貿易協定利益，史上稱其「超級三〇一」。

超級三〇一條款將原先的貿易報復權，由總統轉到貿易代表署手中，讓貿易談判者與報復執法者合而為一。這種做法，可對貿易談判對手施加壓力，也減少政府其他部門，對貿易代表署採取報復措施的干擾。三〇一條款裡強行規定，每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三十日，貿易代表署需提出美國認為「市場最封閉」、「最不公平」的貿易伙伴和領域。在接下來的十八個月內，美國政府會與這些貿易對手進行談判，一旦談判破裂，美國可以對貿易對手實施「單方面貿易制裁」，針對某些進口產品實行高關稅，關稅最高可達百分之百。

受到三〇一法案影響，台幣被迫升值近百分之三十七，此前，臺灣其實已持續受到美國壓力而緩步調整新臺幣升值，但此策略引發市場強烈升值預期心理，致使島民拋售美元、國際熱錢大量湧入臺灣。由於當時外匯管制尚未取消，銀行體系吸收存款能力又有限，加以農地已可自由買賣，大量資金開始湧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

此外，三〇一條款不利出口，加上一九八〇年代起，台灣快速工業化、勞工成本升漲，以及解嚴後，勞工運動及環保運動蓬勃發展，工業用地取得困難，傳統產業，開始外移。為了解決隨之而來的經濟衝擊，政府開始提出各式對產業的利多政策，包括鼓勵南進（東南亞）、默許西進（中國）、引進移工、以及推行六年國家建設，試圖改變台灣的經濟結構。

可是，六年國建延續一九七〇年代的發展精神：以國家財力進行公共建設，加速台灣產業結構發展。但因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政府為了吸引外資，強力介入維持低稅率的投資環境，使得政府財政結構長期惡化。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四年間，政府的收入與支出根本無法平衡、甚至存在巨大落差。六年國建預計需要支出8兆2千億，以當時政府的財務狀況根本無法負荷。儘管這項計畫的經費最後被大幅縮減成2兆9千億，並在一九九二年，被「振興經濟方案」取代而喊停，但振興經濟方案內容，延承了偏厚資本家以吸引業者「根留台灣」的精神，並且將耗資鉅大的六大國建建設內容，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其中，交通以及產業高值化兩項重點發展項目，影響深遠。交通建設的重點建設項目，包括高鐵、台鐵捷運化、都會區捷運（板橋土城線、新莊蘆洲線、中正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線、高雄都會捷運紅橘線、各都會區輕軌捷運規畫）、東部鐵路快速化（東部鐵路改善計畫、加購新型傾斜式列車、規畫東部直線鐵路規畫）、補助地方公共交通網、高快速路網延伸及擴建（蘇花高速公路、規畫南橫高速公路、活化道路網）。而所謂的台鐵捷運化，就是要將鐵路高架或地下化，讓過往因鐵路分隔的都市土地可以被釋放出來。

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爭議至今，賴清德都不斷說，他沒有要炒作土地。但那不是他說沒有，事情就不會發生。只要去看台南房地產的消息就可以知道，台南市房地產的發展長期以來受制於鐵路分隔，一直是「東邊走東邊的」、「西邊走西邊的」，雖然各有各的商圈及房市發展（東邊有成大、後甲商圈；西邊有體育園區、站前商圈），但難以結合發揮「1+1大於2」的效益。房地產業者就預估，鐵路地下化工程完工以後，原本分開的多個商圈可以串連起來，他們判斷這對台南市中心的街廓發展及週圍房市絕對是利多，房價再漲10%也不為過。而針對街廓可因為地下化而有進一步發展這件事，在我第一次訪問台南市政府時，他們也承認。

如今，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爭議，一直被政府導引成工程技術與安置補償的問題。然而，當初市府說要地下化的最重要原因，是解決交通瓶頸。但地下化是唯一的方法嗎？其實不是。我曾訪問鐵改局，要改善鐵路於平面行走所造成的交通紊亂問題，是否只有地下化一種途徑？鐵改局的回答非常清楚，鐵路立體化並不只有地下化一選項，還包括高架，或是回歸交通管理。這三種方案裏，地下化的成本最為高昂。鐵路專家蘇昭旭也曾為南鐵的議題為文寫道：「除非原本的路廊有其他用途，否則地下化會造成逃生困難，對抗天災的承受度比高架差，未必是好方法。」

我們必須清楚一件事，土地徵收條例的重要精神，是要符合合理性、必要性、公益性，且要是最後手段，並且要完全補償。這五個原則都必須被滿足，才能夠啟動徵收程序。在南鐵這案子裡，或許它具有公益性，但是否有必要性，有合理性，是否為最後手段，顯然都還有爭議，但這些前面的重要問題，台南市政府並沒有妥善處理，相反的，他們只談補償，且補償對居民來說，也不是完全補償。

今天與談的兩位自救會成員蔡佳玲與陳文瑾，其實原都是自救會成員中相對安靜沈默的女性。我記得第一次見到佳玲時，她根本不敢站在大眾面前說話，而有次他們北上抗議，我的攝影機鏡頭才剛對著她，佳玲就開始哭，但如今這兩位抗爭者，都是論理有據，眼神有光，且具有面對各種抹黑言詞勇氣的女性。

佳玲開宗明義直言：「許多人問我們，『賴清德民調這麼高，代表他做很好，你們為什麼要針對他？』、『你們抗爭有用嗎？』、『為什麼你們死要錢？』我今天在這裡要跟大家說，我不是針對賴清德，而是針對台南市政府。我找他，只因為他是市長，今天若是慕情當市長，做出這種決策，我也會指著她的鼻子罵！」蔡佳玲細數，台南鐵路地下化原在多年前就定案，當初政府清楚規劃不需徵收他們土地，只要徵用，待地下化工程完成後，就會還居民土地。但賴清德上任後，卻說原先政府告知居民的地下化版本不是行政院核定版，而應以九十八年的核定版為主，但從九十八年定案，到賴清德就任、宣布必須徵收居民土地的一〇一年間，賴清德從未與居民做過任何溝通。

「我們都是收到紅單後才知道家裡要被徵收。」蔡佳玲指出，賴清德在他們抗議後，確實召開了工程技術論壇，但當時市政府找了四、五十位工程專家，專家在現場說工程技術可克服、可討論，賴清德承諾會考慮，卻從此再沒召開任何一場會議，並於三月宣布原先鐵改局提出的工程方案是唯一解。賴清德不僅獨斷，甚至還透過市府的媒體資源對外宣傳。「今年過年，大家都在歡樂，就我們憂愁滿面，你們不會知道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我們怎麼想也想不透，他不是父母官嗎？為什麼這樣對我們？」蔡佳玲說，過年看電視，看到賴清德站在鐵路旁受訪，說「鐵路地下化不單單是交通便利與否或城市縫合的問題，你看這一百年來，多少人在平交道上面出事。」但蔡佳玲反問：「若這說法成立，我們居民不就每天出生入死？」而事實上，台南社大研究員吳仁邦查閱交通部的事故統計，發現台南鐵路地下化沿線平交道的交通事故，在二〇一一年後的統計，「是零，是一件事故都沒有。」

蔡佳玲不知是誰對外宣稱他們只是死要錢，希望將徵收價格提高到一坪九十萬，「老實說，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把要錢的帽子貼在我們頭上，這九十萬的數字也不知道從哪裡來。我今天在這邊，大家看見我的臉，我可以跟大家說：『我不要錢，那就是我家，我們就只是想要住在那邊。我不要錢，我就最大。』」因著流言蜚語，許多被徵收戶心神不寧，氣神擄命，「像葉太太他們家在鐵路旁做生意，不能關大門，卻不知道哪裡來的人對著她問：『聽說你家要被拆，什麼時候拆？』葉太太氣到哭，覺得世界上怎麼有這種人？我就跟她說：『你不要氣，下次你遇到這種人就回他：有聽說，就從你家開始拆！』」蔡佳玲說，這就是徵收戶遭遇的困境，行政程序的不透明，造成各種錯誤資訊滿天紛飛、塑造人的對立，她祈求社會可以有同理心，能真正具備公民素養，去看法律怎麼規定，去確認土地徵收應符合什麼精神、什麼要件，不要輕易地指責他們，「因為土地徵收不會只發生在我們身上！」

延續著蔡佳玲的發言，陳文瑾指出，目前全台灣共有四百多個都市計畫案件，「所以千萬不要覺得這件事跟你們都沒關係，只是時間或早或晚的問題。」陳文瑾說，許多人都質疑他們抗爭無用，「但我一直記得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廖本全所說：『錯誤的行政體制就像一堵高牆，今天你戳它一下，明天又戳它一下，總有一天，高牆就會倒下。』」

「抗爭不是只為了自己，不是為了一時，不是為了一事。」陳文瑾說，士林王家都更案失敗，但它創造了大法官為都更條例釋憲（大法官七〇九號解釋），要求都更案必須要舉辦聽證；大埔案失敗，但是它讓土地徵收條例可以有修法的機會，雖然修法還不完備；苑裡反瘋車亦然，若不是苑裡居民的努力，兩座離住家太近的風機不會拆除，社會也不會有機會訂出未來風車若要興建必須距離住家的適當距離。

蔡佳玲與陳文瑾都強調，從頭到尾，台南東區沿線受徵收戕害的居民從未反對地下化，當初也認為各退一步，願意被市府徵用，「那是我們的誠意，也是我們的底線。」從歷史脈絡或現況來看，台南鐵路地下化顯然都存有許多必須進一步釐清與討論之處，陳文瑾希望社會各界能夠支持居民訴求辦理聽證的程序，讓公民社會有機會一起進步，也讓他們得以從困境中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