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華人另類媒體連結計劃】之五、遭資本掠奪的台港農地—大埔與新界東北

圖為嘉義民雄的大片稻田，遠眺中央山脈

文／公庫記者羅真

談到「發展」，人們經常聯想到大都會、百貨商場、科學園區、交通樞紐；談到「農村發展」，則會想到農田旁有可愛公仔、彩繪老屋、牛車體驗、田園樂趣，台灣的《農村再生條例》立法目的甚至直白寫道「期望打造讓都市人流連忘返的富麗新農村」。

蔡培慧說，這是都市人的觀點。

移地工作坊的第四天，我們邀請到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同時也是台灣農村陣線的發言人蔡培慧老師，與香港朋友對談「農業」與「發展」。

說到務農，人們往往會覺得「甘苦」、「沒才條」，蔡培慧提到，台語有俗諺甚至直指沒能力的人才會留在身邊作農。然而，農人會知道現在颳什麼風、或者他看到天邊的雲來了、看到要下大雨，他會知道要做什麼應變措施；他們也知道要用什麼樣的技巧翻曬花生，知道如何種出美麗又好吃的番茄。

這些默會知識，知識份子卻不一定有。因此農民跟知識份子應該是對等的，需要相互交流，而不該一味將自身的認知與價值強加在農民身上。

為求良好的耕作環境，農村自然有其需要的發展與建設，但不是富麗堂皇、讓都市人流連忘返那種想像。蔡培慧說，「對農民而言，實用的建設像是讓灌溉與排放用水分離，可是這些政府都不做，政府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農村變成奇形怪狀的觀光勝地，而每年一百億的預算都要蓋自行車步道、蓋涼亭跟水圳」。

主流價值對農村與農業的漠視，蔡培慧認為這是由於工業革命後，人類覺得自己是科技的中心，只要找到製程就可以控制萬物，從此以後，好像所有的東西都為人類服務。「然而，農民知道他不是世界的中心，他會知道他只是大自然的一個環節，他會感謝老天爺給他一口飯吃。」這份虔敬的心，對蔡培慧而言，是對天的尊敬、也有些無奈，反映農耕文明不會使人覺得萬物都為自己所掌控，也是農耕文化與工業文化很大的差異。

然而，在主流價值中，相較於城市發展、工業發展，農業與農村發展經常不被重視。

蔡培慧說，台灣政府長期放任休耕，使得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僅有三成，大部分的食物仰賴進口。然而，糧食對一個國家而言是重要的生存基礎，自給率的低落代表食物的供給會隨著國際市場有不穩定的波動，影響國人健康與生存安全甚鉅。此外，台灣的土地法規放任政府浮濫徵地炒作，未顧及到，土地對農民來說不會是交易用的商品，而是能夠生產、生生不息的形態，更是安身立命的場所。

「那個凌晨，大埔自救會葉秀桃突然打來，大喊怪手開進稻田了！我半夢半醒間很疑惑：怪手為什麼要開進稻田裡？」

2010年6月9日，苗栗縣長劉政鴻令數百警察包圍稻田，凌晨時分讓怪手開入挖毀即將要收成的作物，而所有媒體都不知道這件事。所幸，當地居民用自己的錄影機拍下、交給公民記者大暴龍剪輯上傳，台灣社會才開始認識大埔事件。

農陣跟自救會隨後發表「一方有難，八方來援」宣言，期望關注農業的人跟農民集結，並號召群眾共同到大埔扶起稻桿，也赴總統府與監察院陳情。始料未及的是，中央政府仍未作出裁決，苗栗縣長於28日竟再次派怪手進入稻田中，將肥沃的田土挖起，一車一車地載走。「他就是要告訴農民，我絕對不讓你耕作。」

苗栗縣政府的蠻橫行徑並非今日才有，過去稱作「圈地」。蔡培慧解釋，17世紀工業革命，紡織業需要用到大量的棉花，於是商人跟地方政府把地圈起來養羊、把人趕走，農民就變成第一波無產階級勞工。這不只在遙遠的英國發生，現在的中國、台灣到處比比皆是。伴隨土地商品化思維，土地的相關法令同時向開發者傾斜。蔡培慧說，當前的《土地徵收條例》並未落實民主對等的聽證程序，補償機制也不盡合理，難以保障被徵收戶的居住與生存權利。

談到已逝大埔張藥房張森文先生，蔡培慧突然掉下了眼淚，淚流不止。

「張藥房歷經兩次徵收，公義路拓寬、仁愛路拓寬，被拆到的地剩六坪，因此他們不是沒有為公共利益付出。這六坪若被徵收，能換的地是很低的，按規則，未來還必須拿出一兩百萬去買地。張大哥很慌亂。過程中劉政鴻去勾結地方議員跟當地村長，最後向中央提出反駁意見。土地徵收的層級高低依序是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都市計畫委員會，而劉政鴻竟然在都市計畫委員扭轉行政院原屋保留的承諾，後來只到內政部層級，居然同意劉政鴻去拆四個房子。後來張大哥就走上絕路。他在新竹上班，是個藥師，是很持家的人。我們為什麼要去佔政府，那時候我們想說，你們蓋一個章、一個公文就要毀掉人的一生，怎麼做得到？」

面對地方政府專權霸道、中央政府縱容，農陣認為，政府只是受到人民的委託代管，倘若政府失靈，公民社會則應肩負起監督工作，要求政府檢討政策、修訂合宜的法令制度。

香港經驗

香港有農業嗎？

香港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座高樓矗立的大城市，然而在新界的東北邊，有一大片自然美麗的綠色桃源，阡陌縱橫，亦有著許多山峰、溪水與池塘，似乎絲毫不羨慕都會地區的繁華，也無意參與資本競逐，與印象中的香港像是兩個世界。（影片拍攝／hongkongloki）

蔡培慧說明，香港過去由英國殖民，延續了當年的土地政策，在土地開發方面，會去開發的經常是已經荒廢或受汙染的土地，並限制大面積的開發，也保留下許多自然環境。新界的綠色大地，便是在這樣的制度中而留有原始風貌。

不過，香港獨媒特約記者陳璟茵並不認為香港的土地政策比台灣好，更精確的說，香港政府對於農業的想像同樣缺乏，同時也傾向開發。「政府長時間不作為，但要地產商要找地時，農地就沒有了。香港的產業很不均衡，農民生活得比較辛苦。相關的研究討論都很缺乏。」

跟台灣的主流價值一樣，大部分的香港人因為生活經驗中沒有農業，因此一點也不關心農業。香港獨媒編輯黎穎詩說，香港特首梁振英曾經想發展郊野公園，但這個議題一拋出來，公眾反對發展的聲音相當大，大部分的人覺得土地拿來賣、拿來蓋房子，會比作其他發展賺更多倍的錢。發展主義作為主流的意識形態，可想而知，有關農地上的開發案，很難吸引公眾的目光。

在香港新界的東北部，靠近中國深圳的地方，政府說要發展面積為787公頃的新市鎮，土地利用即以住宅與商業為主。黎穎詩說，事實上，香港政府自2008年起，每年的施政報告中都有提到這個案子，卻長期沒有人留意。當2010年要進行第三階段的公眾諮詢時，香港社會突然發現這很有問題，新界東北的抗爭正式開始。

台灣的大埔事件能獲得媒體與社會的目光，起因於苗栗縣長劉政鴻令怪手毀田的蠻橫行徑；士林文林苑事件為大眾所熟知，類似地出於郝龍斌政府粗暴拆掉還有人居住的房子，令各界愕然。然而，在當今的香港，社會運動要能激起大規模的反抗力量，往往會因為議題涉及中港矛盾情結。

黎穎詩指出，新界東北案之所以在2010年才被關注，其一是，菜園村抗爭後，香港有一群論述能力很優秀的年輕人走回農村、當起農民，自此香港社會開始有人把農業議題帶到社會討論。其二即是因為中港矛盾越趨激烈，香港社會知道這份發展計畫後，就有人說這個開發案是「深港富豪雙非城」（註：雙非指涉雙親皆非香港人。香港人口密度高，孕婦已難找床位，然而中國許多人選擇香港生產，而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就是香港人，能在香港念書、並享有香港的醫療資源），若執行開發，未來香港人自身的權益可能會遭受損害。

中港矛盾情結作為號召群眾參與社運的力量，有其長處，也有隱憂。移地工作坊幾天的時間，香港獨媒的朋友常向我們談到「左膠」與「本土膠」的分裂。所謂「膠」，是固著之意，香港一群在政治上傾向與中國清楚切割的人自稱本土膠，並且指責其他未清楚表態、不果敢基進行動的社運者為左膠。這也是在新界東北案中發展出來的詞彙，在社運圈流行。然而，無論是在社運圈或其他論述場域，過度強調政治立場的結果，許多議題被簡化為中港二元對立問題，同時排擠掉其他論述框架。這是和台灣較不同的經驗，也是棘手的問題。

面對群眾抗爭，香港政府回應，新界東北的開發是為了供應更多房屋，紓緩都會區人口密度過高的問題，也是為了要解決蓋香港人買不起房子的問題。然而，香港獨媒朱凱迪曾為文指出，開發案的公營房屋佔地僅36公頃，即整體範圍的6%；此外，一地的開發會破壞原有社區連結與自然環境，但從政府沒有掌握的資料中可以推測，政府根本不打算照顧社區長者的特殊需要，也沒有規劃讓失去農地的農民得以復耕的方案。

台灣也是如此，除了開發補償不盡合理，政府也將補償窄化為一筆金額，並未看到農業、並未看到社區、不夠重視這個地方的人如何生活。因此開發過程中，一個公開透明且落實民主對等的審議程序便顯得十分重要。

黎穎詩說，事實上在香港，民眾有異議是有申訴管道的，民眾可以旁聽也可以發表意見。這個案子後來也有論及香港糧食自主，不能完全依賴中國大陸供應農產品。民間團體強調沒有農業政策就不能拆東北，對此，香港政府於2014年提出新的農業政策。但香港獨媒特約記者文己翎批評，很多人對該政策並不滿意，因為政府想像的農業發展是工廠裡的農業，反對者覺得這個農業不是農業，沒有回歸自然生態，把農業當工業來作。

香港立法會的組成一半是分區直選，一半是功能團體（按照功能推出一些不需要民選的議員，其中大部分是商業界），因此經常被詬病傾向資本家，且無法代表香港的民意。文己翎也說，「香港的立法會，有一半的議員偏向政府，抗爭也沒用，因此最後案子仍通過了。」

台灣同樣面臨法令向開發者傾斜、對人民生存權利缺乏保障的情況。但是，香港社會的權力結構又與台灣有些分別。香港獨媒朱凱迪日前接受「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訪問時曾經指出，台灣有必要認識香港經歷過的過程。

朱凱迪說，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在地的資本家、地主皆與殖民主建立良好的關係以保護自己的利益。1980年代開始，這些資本勢力開始變成新殖民者的姿態，致力維持香港不民主的體制。過程中，衍伸為親北京派與民主派兩股力量。由於資本家跟地主完全投靠親北京的陣營，民主派的力量就顯得微弱。資本的力量更滲透到鄉鎮、村落，許多議題的討論與動員越來越困難，以資本為敵人的運動也慢慢被邊緣化。「新界東北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反對的民眾只集中在中環或立法會去示威，而不會在農田上示威，因為農田可能被親北京陣營控制了」。在占領中環事件中，發起人也覺得好像有中資跟港資的分別、想尋求港資的支持。「但新界東北就是港資，不會有站在民主立場的港資的存在。」

在那集節目中朱凱迪也提到，香港近年來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像是新界東北、菜園村跟反高鐵運動，政府推動開發案所動員的支持力量都是既得利益者，同時受害者都是最鄉下弱勢的居民，政治議程都是一樣的。這幾年的都市開發可以看到，建商要開發但自己作不來，就會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去成立一些有法律權力的機構，或是增修一些條例，讓他們有強制徵收的權力。

台灣的情況也跟香港相當類似，因此港台同樣需要公民社會更高程度的覺醒、思考與行動。蔡培慧在演講中提到，任何公民行動起碼要做三件事：第一，擴展討論，包括深化論述分析以及進行公共宣傳；第二，要深耕組織，讓農民成為具主體性的發言者；第三，要透過修法進行結構的改變，否則只會停留在單一個案的調整。

「並且，fighting，持續fighting！」。

農陣舉辦營隊、幹部訓練、國際交流，例如跟巴西的MST農民之路土地聯盟交流。此外，也找來農民共同討論當前土地相關的法律問題。針對一般民眾，農陣也舉行像是小農復耕、彎腰生活節、灣寶採地瓜等活動，希望透過日常生活的經驗讓人們認識到農業的美好，讓台灣社會重新思考農業的定位與價值。

「很多人會說：很辛苦你們！看到你的努力！」蔡培慧笑說，不能是很辛苦「你們」，是「我們」！所有人都可以讓自己成為界面，成為城鄉連結的發動機，自己就是媒體，透過各種場合，藉由FB、短片、照片，讓議題擴散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