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圖書館：通往彼岸的三本書 ─ 余澤霖 x 祝常悅 x 楊心韻

文 / 許鈺羚

貌似團隊在2015年上半年的首屆陸生採訪計畫告一段落後，在六月十三號舉辦了實體發表活動 ──「陸過一道牆」，活動分為座談、團體動力與真人圖書館等幾個部分。

其中「真人圖書館」部分，原本是以圓桌論壇為發想，後來發展成真人圖書館的形式。讓臺生與陸生分別擔任主持與與談人，和其他陸生或臺生等不同的參與者進行對談討論。 三組焦點對談分別是：「我的音樂記憶」、「 『反省』從何而來，往哪裡去？」以及「如何『成為台灣人』？」三大主題。

場地側邊開了一排窗，採光非常好，當天下午日光斜斜打下，照著場上的每個人，大家依組別圍著桌子坐。在活動進行中，參與者可自由在三大桌之間移動、參與不同圓桌主題的討論，形成一個流動討論的活動空間。

「反省」從何而來，往哪裡去？ ─ 爭權維權者的回望，所為何者？

同樣曾經或正在身為爭權者的主持人白蛇和與談人余澤霖，都分別有一段為各自所屬的群體爭取、維護權益的經歷。在余澤霖組織了陸聯會、白蛇卸任東吳學生會長後，這樣的時間點上回望，試圖去勾勒出爭權者角色的模樣，焦點對談或許是再適宜不過的形式，往往我們透過觀看他者的案例，才更能明晰意識到自身的形貌 。

「很多社會議題是在你受到影響的時候，才會走出去關注。」，回想最初來台余澤霖也是因為當初陸生來台時無法自辦手機的問題，漸漸背負陸生維權者的形象。（攝影 / 吳易珊)

白蛇提到，學生代表作為一種爭權者的形象時，很常會出現一種自我神話，這種神話的背後是不斷的自我說服，說服自己該去關注、說服自己該去解決，並不斷將這些責任攬上自身，而這些過程在爭權者與他所屬的群眾間，是不容易被看見的。

關於爭權者之所以為爭權者，是站在什麼樣起點而出發的？余澤霖提到，不如其他人所想的，一開始他也不是主動關心這些權益問題的人，對於一項議題參與的開始往往是來自很生活化的面向，「很多社會議題是在你受到影響的時候，才會走出去關注。」，回想最初來台余澤霖也是因為當初陸生來台時無法自辦手機的問題，漸漸背負陸生維權者的形象。

陸生是否投入於爭取權益的行動往往取決看待這些源自日常生活的議題對他們的重要性，但余澤霖從手機事件觀察到，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期望透過體制或法治的改變去解決問題，許多人採取其他更具有彈性的方式，像是藉著他人的名義申辦手機，或乾脆不使用手機；他因此發現，不是每個人都對同一個議題感興趣。對議題不斷自問自答的探尋過程，最終或許不過是爭權者們自身的歷程，而不是群體的。

爭權者到群體的距離：回歸日常耕耘

在期許所屬群體的成長中，爭權者何德何能去定義何謂成長？如何能要求群體去理解你探尋的議題？爭權者的自我說服與思辨反而造成一種落差，這種落差呈現為一種對現實的不察，對他人的不解，好像你是個替大眾著想的人，而世人皆不懂你一樣。

這樣的發現伴隨維權行動的持續，奠定了「爭權之路往往孤獨」這樣的基礎。余澤霖提到在推動議題時，試著替大家多努力一點便開始有人批判他「想紅」、「求名求利」，而感嘆道「當你去思考一個群體時，群體不一定去思考你」，但在爭權維權的路上，似乎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余澤霖在最後反省到，在爭權的路上很多時候，追著大議題跑、喊口號、生產論述，都勝不過慢慢地經營身邊人對於議題的認識，進而促進身邊的人去關注、去參與；爭權的路上反而得回到最簡單最日常的面向去耕耘，避免陷入一種專業的運動使人難以參與。白蛇也總結，真正的爭權與維權往往從先讓人意識到甚麼是權益開始，所以才需要默默慢慢地耕耘。

在「『反省』從何而來，往哪裡去？」的主題下，這桌的討論似乎獲得了某種共識與共感，然而陸生與台灣學生，在這三個主題中又有哪些因為對彼端的探尋而經驗到的異處呢？

  如何「成為臺灣人」？  三限六不下的其他管道：導覽的觀察與參與

主題「如何『成為臺灣人』？」的與談人輔大歷史系的祝常悅也是在陸生工作權的政策限制下，受到影響的陸生之一。

「當志工成為了習慣，我就開玩笑說我失業了！」（攝影 / 吳易珊）

認識臺灣在地文化的方法有很多種，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的祝常悅坦言選擇去當導覽志工，最初跟陸生的「三限六不」規範有一點關係，在首屆陸生來臺那時候，不能打工也不能實習，「就是除了學校社團以外，在這個社會上你什麼都不能玩。」後來看到台北故事館招募志工的消息，她覺得很有意思，是無酬但可以實際進入當地生活的一種管道。

台北故事館坐落於市立美術館對面，在日治時期是招待各國茶商的洋樓。自2003年由陳國慈女士認養並贊助成立「台北故事館」，直到今天四月停止開放。祝常悅笑稱：「當志工成為了習慣，我就開玩笑說我失業了！」現在她在寶藏巖當志工。

這桌的主持人Vanessa邀請祝常悅來講真人圖書館的時候，兩個人都不確定題目要訂什麼。後來聊起祝常悅當導覽志工的經驗。她作為陸生，以一種殊異的管道參與、認識臺灣社會，讓學校教室被延展到古蹟再生的現場。覺得很有意思，於是便訂了「如何『成為臺灣人』？」這個主題。

他者記憶中的活歷史

她回憶起帶導覽的時候，時常會被遊客好奇問她聽口音不像是臺灣人，但聽她導覽的時候「又特別像臺北人」，「我說可是我永遠都比不了那些出生在臺北，從小在臺北長大的人。」

祝常悅舉例，她去年底曾在故事館遇到一個老爺爺，老爺爺的日語說得比台語還好，但台語不太會說。爺爺向祝常悅描述居住的地方：「你都不知道我小的時候整個中山北路上，是日治時期的木頭房子，但臺北大轟炸的時候基本上都燒光了。」因此爺爺看到臺北故事館的建築風格特別有感觸，就算不知道巴洛克風格是什麼，也找得到其中歷史的線索。

「我之前都不會描述故事館是處在什麼樣的城市裡面，那天跟他聊過以後，我突然間就覺得，我從別人身上建立一個歷史記憶，在給其他人遊客講解時，那種感覺就更真切了。」祝常悅想，「雖然那份歷史記憶並不是我的，但我可以通過導覽工作，從別人身上得到它。」

導覽的意義：我不是為了假裝自己是台灣人

祝常悅的歷史科系背景，對於導覽工作會不會有更細膩的講解方式？她說對自己導覽工作的要求是不背稿，「有些客人非常喜歡故事館的展覽，即便他已經看過很多遍了。他因此認識我就說，常悅你每次講得都不一樣。」她培養了查找文獻檔案的習慣，讓講解內容更具深刻的歷史視野，「我不是為了假裝自己是臺灣人，要對這個地方很瞭解，而是我覺得如果我要把這裡介紹給另外一個對它陌生的人，我需要有一種熟悉或知識，如果沒有的話，我會覺得很慚愧。」

祝常悅說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個導遊，她認為歷史是真實的、生動的，當她講故事給別人聽的時候，是有意義的。例如她從導覽中獲得最好的一次回饋，是為一位住圓山附近的國小男孩導覽大龍峒地區的歷史地理關係，他非常喜歡。從清末的保安宮到日治的臨濟禪寺，再來是故事館到中山北路、往下大同大學、蔡瑞月舞蹈社、少年教堂等。當時配合一檔叫做「走過中山橋」的特展。以展覽配合走讀，來介紹橫跨基隆河、有三代歷史的中山橋。最漂亮的第二代中山橋在2007年遭拆除，第三代反而變成現在常見普通的高速公路建設。

之後她在另一場導覽再見到這位男孩時，他跟爸媽一起來。「看到那跨在基隆河上我覺得很醜的中山橋的時候，他就說：『那個大姊姊跟我講，嗚喔！以前的中山橋多漂亮多漂亮…然後上面有多少個青銅做的路燈。』他記得非常清楚，橋是拱型的、是那時候典型的剛出現水泥造橋的工業技法，他講得像專業的一樣，我都聽傻了。」

當時祝常悅才領會到什麼叫做歷史記憶的傳承，那樣的傳承體現在：一個小孩子如何愛他生活的城市。「他要看到實實在在會留下來的照片、聽到那種故事，他才會知道台北不是他今天一出生下來看見這個樣子，他走過了什麼樣的路，它不是一個導覽觀光，它不是一種旅行，它對一個小孩子的生活、在這座城市的生命有意義，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挺感動。」

 「我的音樂記憶」 ─ 訓練有素的拐彎

而另一主題「我的音樂記憶」的與談人楊心韻在音樂方面，也有她對於中國、臺灣兩地差異的觀察。這次交換的想法很多都圍繞在透過音樂為「中介」的「文字記憶」。

目前就讀輔仁大學四年級的楊心韻是一位杭州人，主修德文，也修了很多哲學系的課。心韻很客氣，多次表示她不是那種鑽研音樂的深度樂迷，被問到以前在中國唸書時為何不聽音樂，她解釋說自己是「一投入就無法抽身」的那種性格，感到好奇的領域會一直往下挖，很有可能就不讀書了，而在那個升學就是一切的時期，她將全部的生活重心放在唸書，自然沒有餘裕關注音樂。

心韻在不少社運現場聽到閩南語、客家語的樂曲，她發現歌詞大多是正向表述。相較之下，中國的創作基底都比較悲傷，而且歌詞不太從正面單刀直入。（攝影 / 吳易珊）

歌詞與言論審查

來到臺灣進到大學生活後，她才開始累積一些自己的音樂觀察。心韻在不少社運現場聽到閩南語、客家語的樂曲，她發現歌詞大多是正向表述。相較之下，中國的創作基底都比較悲傷，而且歌詞不太從正面單刀直入。

談到中國與臺灣獨立音樂人的差異，她談到從養成環境與社會氣氛的差異。創作人李志用〈人民不需要自由〉看似非常安全的歌詞反諷實際上人們感受到的價值。另外一位創作人周雲蓬寫〈不要作成都人的孩子〉涉及中國各地社會事件的反思。例如克拉瑪伊大火、沙蘭洪水、高呼「領導先走」的重大災害、地層成都毒販與山西煤工的孩子等，每個村落都有各自的印記，都被周雲蓬隱晦地以城市之名代之，以躲過審查制度。

環境不自由，許多中國藝術家的不滿無從宣洩、說話時要先自我審查，腦中真正想寫的歌詞，有一半不能出現在作品，需要各種轉化。她認為大多中國的獨立音樂人因而是社會活動者、詩人或藝術家。回看臺灣的創作人，在寫歌的養成環境，則不需要經過這一段手續。

智元在活動結束後也反思到：「若要說臺灣的歌者、創作人走來『一路順遂』，戒嚴時期到解除戒嚴這近四十年的臺灣音樂發展史，又大概會給心韻更多不同的認知。」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民風開放，臺灣的音樂在歌詞上的更迭，也經歷了不少的改革。從一開始的「服務、淨化人心」之功能，漸漸允許販賣對人間的憤怒，或是孤影自憐的情傷。

關於如何回應言論審查，心韻則笑著說，牆內的人想查某些特定議題，比如：某首被當局禁播的歌曲，不一定要透過翻牆，但是查詢的人要知道這位創作人被禁的是什麼東西，才能想辦法挖出來。政府不會做到全部都禁，但是你要知道怎麼運用技巧找到你要的東西。

生活在別處：南方與北方的異地飄蕩

中國的面積遼闊，音樂從南到北也容易出現風格上的明顯差異。心韻說，歌詞常常會提到：南方的姑娘、北方的漢子，而她自己的家庭就是典型這樣的結合。「北方的人想去南方，南方的人想去北方，總之，人們會很自然想去追求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概念。」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心韻說中國學生來到臺灣的KTV，很愛唱〈忠孝東路走九遍〉這首歌。最初，她只覺得是一首情歌，而聽在即將道別的人耳中卻另有一番滋味。

「這裡是我們即將離開的地方，大一大二沒什麼感覺，大四的人唱哭了。」

異地生活的人，是伴隨著各種移動過程，開始體驗到原先想像的異地風情轉變為眼前的現實。從親力親為中產生的異同、碰撞與辯證，便是理解的開始，是到達彼岸的路。（攝影 / 吳易珊)

身為一位『生活在別處』大學畢業生，拿到畢業證書以後，在一段效期以內就要離開臺灣，很多證件會即刻失效，每當他回憶起這段時間，那塊記憶像是全部被抽離似的。

「要走了，臺北真的成為了一塊傷心地。」

回到音樂，她說道，那些歌詞描述的，是都市和非都市的區別、北上南下的感覺。在現代中國社會中，描寫的是不同城市之間的流動，身為陸生也更能理解這樣的異地經驗。

異地生活的人，是伴隨著各種移動過程，開始體驗到原先想像的異地風情轉變為眼前的現實。從親力親為中產生的異同、碰撞與辯證，便是理解的開始，是到達彼岸的路。

無論是考上臺灣研究所的余澤霖還是即將離開的祝常悅與楊心韻，都各自帶著這段臺灣記憶與經驗往不同方向去。余澤霖因為外地人的身分開始了爭權者的路，祝常悅帶著在臺灣導覽的人文經驗前往下一個國家，楊心韻則觀察到異地台灣與自己家鄉音樂人的不同之處。

三組主題對談尾聲，真人圖書館到期歸書，但每桌的討論交流與彼此理解看來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提供場地的店家上來催促收拾，場上人仍意猶未盡繼續討論與交換聯絡方式，或三兩合照，相信大家對彼此的異地經驗都得到了不同層次的刺激。

【原文刊載於貌似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