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信行談Hydis爭議(三)：工人共管關廠是可能的

圖/紀錄片「穿在中途島」劇照

文/公庫記者 楊鵑如

公：從台商成衣加工廠在薩爾瓦多(在第三世界負責製造產品的工廠)的經驗，到今年到台資元太科技在韓關廠，工人被丟棄的情形，不分產業型態類似的情反複發生。薩爾瓦多工人被關廠後有成立公平成衣廠的經驗，那麼，高科技產業工人可以如何因應？

陳：高科技產業工人事實上是會比成衣工人還更有條件自己掌握自己生產過程的，因為他們是技術工，成衣業真的是割喉競爭到，成衣廠可以隨時打包走人，到下一個更便宜的地方去。

問題就在於，勞動者跟資本家的角力時，我們有什麼力量要求資本對我們妥協？

在薩爾瓦多的例子裡，事實上美國的學生反血汗工廠運動累積了大概十幾年，從1995年抗議寶成、裕園等幫NIKE生產的鞋子的台資工廠，在越南跟印尼虐代工人揭發開始，一直到 2001年開始準備打台南企業在薩爾瓦多關廠的案子。在這個過程中，成衣業已經在生產鍊的各個關節地點，建立還算完整的跨國串聯的體系。

跨國工人的全球串連

在成衣業的那場仗裡，美國的勞動人權團體負責跟品牌施壓，我們在台灣的勞動人權團體負責跟外包商施壓。薩爾瓦多的關廠工人就是監守陣地，主張他們的權利。這樣安排的好處，在以前若只有美國人跟品牌施壓的話，這些品牌就會說，這又不是我製造的，是台灣人工廠製造的。他們會覺得，我只是Buyer啊，台灣人比較殘酷，不像我美國人文明，所以他們虐待不干我們的事 。所以，美國運動者會要求品牌要負起企業社會責任，而企業社會責任這個字眼是那時候發明的。

「企業社會責任」不是泛指要有良心，而是說品牌商要對外包商的行為負責，對外包商訂定生產行為準則，要求外包商要遵守至少是當地的勞動法令，可能還遵守聯合國通過的核心勞動標準等等。

跨國的工運界最在乎的就是，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薩爾瓦多之所有能夠引起大家的共鳴，是因為工人要組織工會，公司就用關廠因應，這樣例子全世界各國看過太多了，每個人都恨得牙癢癢的，90年代在台灣同樣是成衣廠，做GAP、 LEVIS等大品牌，聯福、福昌關廠也是因為這樣的狀況，所以，當年關廠 工人臥軌就是沒辦法的。

等到2001年開始跟國際上接線，台灣的勞動人權團體很興奮，雖然對手一樣是台商，但我們也許可以在這次關廠爭議爭回一點什麼。三國同步抗議有所協調，台灣勞工團體抗議的角色就是威脅外包商在台灣的股價，這是很重要，在這種體系理，台灣外包商是不要臉的。

不要臉不是罵人，而是說他的生意不需要公眾形象，像NIKE很要臉，面子就是錢。不是他特別有良心，而是品牌公共形象讓他賺暴利，攻擊他的形象就可以攻擊他的營收。

像鴻海這樣的外包商，台南企業、裕元這種，他們不需要品牌形象，他們做不起來品牌，自有品牌只佔營收小部分，時尚業國際大品牌仍是站上風。大品牌針對外包商只要求品質要好、交期要快，價格要越壓越低，只要符合這個，就能跟人搶生意。所以，唯一可以施壓的點，就是影響他的股票。

股市投資人通常是非常不理性的，一聽到什麼風吹草動，就會成群的到處崩竄。 有人在對台南企業在薩爾瓦多的事情，在對大客戶施壓，讓台灣股民們聽到，哇！大家都會拋售股票。這些散戶會覺得這家公司營收下降，大家都會覺得其他散戶看到這家公司股價下降就會拋售，我就要搶在他們之前拋售，所有散戶都這樣，像當天就會所有人都拋售。

2000年跟年興紡織爭議裡，在台灣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可以對台商取得一定的壓力，壓力大到足夠讓薩爾瓦多的案子裡，讓資方跟工人談判，而當時的條件就式撤回關廠，重新把廠開回來。當年其實比Hydis還慘，機器已經打包放在碼頭，準備運到柬埔寨，廠房也已經租給別人，怎麼可能回得去？

要求「開回工廠」是一種政治宣示

當時資方說確實沒有能力好好得開一家工廠 ，而台灣成衣公司沒有能力在不壓榨工人之下經營一家成衣廠。妥協方案就是資方出資本跟機器，勞方出人力，包括管理人力、營銷人力。在美國就由美國成衣工會負責監督。

不只薩爾瓦多工人，美國成衣工會、美國總工會，台灣聲援團體包括苦勞網、敬人勞動中心、亞太勞動快訊、關注全球化資訊中心，幾個團體聯合合組陣線，跟資方說，由我們勞方負起營運責任，資本由資方出，把廠開回來，中間當然還經過很多複雜的政治、司法糾葛。因為當時薩爾瓦多的右派政府非常不願意看到我們在把工廠開回來，他們就是要跟薩爾瓦多工人說，你看組工會得下場就是公司就會倒，千萬不要組工會。

所以我們開回工廠，目標也是政治的宣示，我們不是無望的，抗爭找到方法的話，反關廠的抗爭有可能會贏。雖然最後不是全贏，落跑公司也沒有把工廠重新開回來。不過，在某種形式上，全世界各地關廠工人在現實上是能夠透過抗爭贏的，大概也只是優退條件，金錢上的補償，大家都知道不是真的贏，那只是輸的得沒那麼慘而已。中年失業的人不可能在找到下一個穩定工作，這些錢能夠養小孩，活到老嘛，但，薩爾瓦多市比較特別，至少三地聯合工作作得不錯，不是輸，而是小贏了一點。

公：從這樣的例子來看，高科技勞工想要資方妥協，爭取專利權作得到嗎？或者有沒有其他方法？

陳：我覺得應該要走這條路。加上Hydis受害勞工裡面，很多人是文職工作，包括技術工作、管理工作都受害。這些人加上基層勞工，事實上不需要老闆，就可以載繼續經營下去。但這是資本密集的產業，需要資本投入，如果在抗爭上可以爭取到資方願意坐下來談好條件，高科技業勞工比起成衣業勞工更有條件創造新型態的僱用模式、工廠組織的模式。

反關廠就是你不能把資本拿走，我們要求你把資本再拿回來也不是搶劫，你把我們這群勞動者創造出來的資本，再繼續投回來這個生產過程裡，你還是會得利潤。這些工人得他們的工作機會，也不是白拿得，我們只是把我們的工作找回來。

公：Hydis工人或富士康工人抗爭，台灣民眾大多數是冷漠的，會覺得台灣勞團幹嘛幫外國人講話？雖然我們希望全世界勞工集結，力量大到讓資本家有可能妥協。但抗爭不幫自己人，幹嘛幫外國人？另外，我們真得可以拿老闆的錢重新開廠嗎？

陳：老闆的錢也是全體勞工幫老闆賺來的，我們不是否定老闆的貢獻，但是他是全體勞工數十年幫他賺來的，我們要求這個錢在投回來讓勞工有養家活口的權利，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現在幾十年來資本家習慣到處稱霸，橫行無阻，所有勞工都是可憐兮兮，寄望施捨。大家會覺得是天方夜譚，反正資本家本來是惡質的，他要走了，我們有什麼辦法？

持韓工人就是支持台灣勞工

我們就是要想出辦法！台灣人冷漠大概兩種，一種真的是頭殼歹去，覺得郭台銘跟你真的是同一國，那種人真的是好好要看職場現實，不要以為以後會變郭台銘。

還有一種是明明知道狀況，但，是犬儒的，覺得勞工抗爭不可能成功，因為沒看過勞工成功的例子，看到勞資爭議都是老闆贏，世界上的政府通通站在老闆那邊，你怎麼贏？

這樣想，最後也只有被欺負，我們願意支持抗爭的人，就是不願意接受這種狀況，雖然最後會不會贏不知道，但我們要想出辦法來，贏的必要方法之一，就是一定要把中韓工人的問題當成我們自己的問題。

事實上，老闆們都是同一國的，根本沒有分國界，兩岸資產階級早就是同一國的，勞工分來分去，一定是我們先死。支持韓工人就是支持台灣勞工，支持富士康勞工，也是支持竹科勞工。

陳信行認為，工人抗爭能否成功不是光靠嘴皮子說服，跟老闆個人道德也沒有關係，因為談判沒有實力做基礎是不可能的。

公：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怎麼落實？靠勞動法令？靠道德約束？靠工人團結抗爭談判？當年，Hydis在元太科技入主時曾談判，2008年併購韓國Hydis時，也和與工會立下「絕不會賣掉廣視角專利」與「即使賣掉股票也會好好經營公司」的承諾。但最後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

陳：企業社會責任是指品牌商不能把壓榨工人的道德責任推卸給外包商，至少1990年代創力的企業社會責任是這樣。

後來就變成企管顧問提供給客戶形像的商品，顧問公司可以用一套漂亮的社會責任報告書來建立形象，但事實上那是非常傳統慈善行銷包裝，跟我們談的90年代反血汗工廠的企業社會責任沒有關係。一些老闆不知這個狀況很容易上當，讓企管顧問界多一個賣點可以到處做生意，幫公司規劃企業社會責任，全都是書面造假的東西。

企業社會責任對重視品牌的公司有用，客觀上從品牌就可以賺很多錢，像APPLE光靠品牌手機總價賺到百分之 50-70左右，但這是「空的」，只是怕形象受損。

而鴻海除了郭台銘個人特質外，這公司不需要公眾形象，只需要壓低成本，維持品質，準時交貨，就可以搶到生意，所以用品牌形像用來直接壓鴻海，還真的是滿難的。

公：那麼，薩爾瓦多如合說服資方和工人談判？

陳：談判沒有實力做基礎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是光靠嘴皮子說服，跟老闆個人道德也沒有關係，事實上，那次實力就是，你不答應，這些品牌就不會給你訂單，你想關廠，我們馬上跟股市大眾說：你會倒。雖然你還沒倒，但你的股價被打趴變水餃股，把這事實放在你眼前，你不妥協就會變這樣，股價會下降，這時候他才願意妥協。

不管這資本家個人道德，真的是威脅到他的獲利，他才願意妥協。

公：抵制永豐餘產品會是一個好的策略？

陳：就要看能不能在錢上威脅到永豐餘了，勞資糾紛到後來就是講這種實力，訴諸老闆良心沒有用的，至少我打過的勞資糾紛，常看這些資本家 私底下是是非常正值的人，不是壞人，是好公民、好鄰居，但在那位置上，就必須要唯利是圖， 他個人未必喜歡那樣，但他在那位置必須這樣做。